1941年冬，重庆寒雾锁城。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已穷凶极恶，生活书店遍布全国的55家分店尽数查封，40余名店员被捕入狱，仅剩重庆总店在风雨飘摇中勉强支撑。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为生活书店“大管家”的徐伯昕没有退缩，反而在酝酿一个更大胆的计划——秘密印刷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进步著作。

　　彼时，国民党严禁进步书籍流通，一旦发现私印私藏，便会以“通共”罪论处，轻则入狱，重则杀头。徐伯昕深知其中凶险，却始终记得邹韬奋的嘱托：“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悄悄联络书店幸存的同仁，在重庆城郊一处隐蔽的民房里，搭建起简易的印刷作坊，白天装作普通住户，夜晚便借着微弱的油灯，紧张地开展印刷工作。

　　为了避开特务的巡查，徐伯昕想出了诸多妙计：他让同仁们将印刷纸张伪装成普通商号的账本，油墨藏在装菜的陶罐里，印刷机则拆解后藏在床底。他亲自坐镇作坊，即便肺病复发、咳嗽咯血，也只是简单处理一下，便继续坚守岗位。有同仁劝他休息，他却笑着摆手：“现在每多印一页，就多一份希望，我不能停。”连日操劳让他的指尖泛着青白，困了就靠在椅上打个盹，饿了便啃几口干粮，全程紧盯每一个印刷环节。

　　1941年12月，当生活书店全部被查封时，徐伯昕已经完成了《论持久战》的印刷，并通过进步团体、地下交通线，送到爱国学子、进步青年和各界民众手中，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斗志。

　　（作者系民进常州市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