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海地下党以吴大琨为团长、殷扬为副团长的慰问团赴云岭新四军军部慰问留照。

　　1938年，抗日战争烽火正炽。处在“孤岛”上海租界的赵朴初，一次将800名“难民”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童家山的夜访客

　　1988年10月17日晚，南京。位于童家山2号南京机械专科学校宿舍某栋107室的主人刘沂，迎来了她朝思暮想的赵伯伯和陈阿姨。

赵朴初夫妇20世纪70年代初与刘沂的合影

　　说到刘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说到她的父亲曹白（又名刘平若或焦明），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位民国时期的木刻家，20世纪30年代初就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之初，赵朴老任“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股长，曾任命曹白为其下设的正大难民所主任。曹白办事干练、工作扎实，深得赵朴老的赏识和信任，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联络重任就是朴老委派他去执行的。而后他参加新四军，在阳澄湖上创办《大众报》和文艺刊物《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财委会副主任。

　　曹白的夫人孙铭罇，20世纪40年代和朴老夫人陈邦织同一天入党，并且在同一党小组活动，关系亲密。刘沂是曹白的长女，20世纪7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京读书期间，刘沂为朴老家常客，在生活、学习、成长上受到朴老夫妇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以说，朴老夫妇视刘沂为己出，刘沂对朴老夫妇的感情不输父母。朴老夫妇和刘沂一家子拍照留念、叙家常，久违的亲情弥漫在小小的会客厅。临别前，朴老说：“我和你父亲交往50年了，弹指一挥间。我们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事，现在有很多回忆文章，但有一部分不符合事实。希望你父亲、我的老战友，作为亲历者、见证人，把这段历史客观地记叙下来，以免以讹传讹。”

曹白参办的新四军红色刊物《江南》和红色报纸《大众报》

　　原来，在一次关于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史料征集工作中，赵朴老因另有工作安排没能参加相关内容的座谈会，待拿到初稿后发现，很多史实与他所记忆的情况不符。朴老的意见反馈到有关方面后，1987年7月10日、13日上海派人两次采访赵朴老，朴老全面地回顾了自己所了解的抗战初期上海难民工作情况，由党史工作人员整理成稿。事后，他也没有再过多地关注这件事，讵料，在1988年6月《革命史料》第9期上发表的署名焦明（也就是曹白）的《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一文，有关于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情节，但却并未提及赵朴老与此事的关系。如果换作别人的文章，赵朴老也许不以为意。但那是曹白的文章，他是这件事的总联络人，怎么会不清楚内情呢？赵朴老很是不解。

　　刘沂深知赵伯伯的为人，他从不慕虚名，更不会揽功邀功，伯伯所说肯定都是事实。她当晚立即写信给上海的父亲，报告赵伯伯夫妇来舍情况及所托。5天后，曹白寄来了请女儿转交给赵朴老夫妇的信，信中写道：“你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维护，我是直接的见证人，谁都否定不了的。你们一同为党流血流汗，是铁一样的事实。无论朱启銮和我，都有深刻的印象和仁厚的友谊。设立正大收容所和康悌收容所以及其他收容所，都是你和陆德胜（绅）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尤其是输送难民去新四军，扩大了难民所的影响，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当时项英同志曾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项英和周子昆都深深地指明了这一点，感到上海难民工作的深刻和伟大。”

　　信的内容很抽象，为此刘沂不无歉意地给朴老写信道：“从爸爸给我的信看，他也许没有领会好我的意图，不过现在还看不出他有回避的意思，我会继续劝他写的。当时我理解你们要爸爸写文章公开发表，我想他一定有所顾虑。……不过我总感觉爸爸是个正直的人、廉洁的人。我相信事情总会有结果的。爸爸在大事上并不糊涂，而且遇到事总是先人后己。爸爸曾经对妈妈说过，赵伯伯是他最佩服的人之一。”

曹白的第二封来信

　　1988年11月9日，赵朴老赴陕西扶风出席法门寺举行的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法会暨真身宝塔落成典礼，11月16日返京。到家后即收到刘沂和曹白的来信，内容主要是由曹白口述、孙铭罇记录整理的回忆文章。这篇题为《关于抗战初期我在上海难民工作的回忆》的文章中，关于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一节，曹白的回忆是这样的：

　　国军西撤后，上海租界成了孤岛。赵朴初向我说，他想见见共产党的代表人。我请示了上海党组织，过几天张爱萍写了信给潘汉年，叫我拿给赵朴初，关照赵持信去福煦路某某号看潘汉年。后来赵就见到了潘汉年，此事是我经手的，完全是事实。

　　1938年夏遣送难民去皖南新四军的事，最初是赵朴初的主张。他和我商量，可否把我们的优秀青壮年难民送到新四军去，我把赵的意思向党组织汇报了。后来彭柏山来收容股看我，他说党组织已同意赵的意见，决定遣送大批难民所的干部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并派焦明（我）去打开路线，以组织难民江西屯田为掩护。当时我就告诉赵朴初，通过他的关系，由仁济堂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写介绍信给温州救济委员会，以我为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去温州交涉。我到温州，新四军军长项英派了余立金来接我，我并去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接洽温州到皖南的交通路线。完成任务后我就回上海，到上海我就把接洽好的交通路线详细告诉了赵朴初。后来他们分批护送难民去皖南新四军时，我没有去，因为我于1938年9月就离开上海去苏常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了。

　　我认为上海地下党在难民工作中所以取得很大成绩和收获，赵朴初的帮助、支持和配合是很重要的因素，赵对上海难民工作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

赵朴老所存曹白、孙铭罇与刘沂之子邵海、儿媳蓝宁照（摄于1998年5月14日，美国杜克大学）

　　朴老回信给刘沂，感谢她一家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并说：“我认为，这份口述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送难民到新四军总部这件事是我的主张。”他还说：“当时慈联会难民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向我透露党员身份，只是我猜到你的父亲与党有关系。从来没有人以党员身份向我提出党的意见，把青壮年集中在正大难民收容所以及派你父亲兼任正大所主任是我的主张，会见潘汉年是我的要求，这都是我向你父亲提出来的。后来送难民经温州到新四军是我出的主意，我问你父亲能不能去一趟新四军总部，他同意后我派他去的。他回来告诉我军部欢迎的消息后，我便说服慈联会老先生们雇英商轮船运送难民。你父亲几年前对我说，这件事百分之百是我的功劳，这是夸大的，没有上上下下众多人的力量，我一个人怎能办得成？但这件事最初是我的主张却是事实！”

　　朴老又说：“这份口述还有两件事似乎可以商榷，一是你父亲和朱启銮、周克三人组成党团问题。但我清楚记得朱启銮几年前曾对我说，他到收容所来党未曾交给他任何任务。我知道他和他弟弟周克是在上海郊区别动队与敌人作战、退到租界来到收容股的。一是难委会成立是在送难民到新四军之后的事，这是你父亲几年前对我说的。这两件事如果可能，请帮助你父亲再回忆一下。”

　　事实上，对于难委会成立时间，曹白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还是在1989年1月，刘沂在给赵朴老信中再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她在信中说道：“杨逸去年年底来我家了解难民工作情况，曾提到对于难委会成立时间几个人说法不一致，有些人对此有看法（妈妈猜也许指你们），故就难委会成立时间特意翻了刘晓的档案，记载成立时间与上海党史大事记是一致的。黄浩1937年七八月间从苏州狱中出来，11月份为第一任书记。难委会当时称作‘难民运动学会’。汤镛是第二任书记，至于周克当书记就是以后的事，周当时只是普通的党员。至于遣送难民去皖南的详细过程，爸爸当时将赵伯伯的意见向江苏省委（刚建立不久）汇报的，省委同意决定派他与项英见面，结果是军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派余立金作为联系人在温州碰的头。军部在屯溪是他这几天才想起的。”

　　刘沂反复问父亲难委会成立时间，他说总归是在遣送难民前后，很模糊。当时地下党处在极其秘密的工作环境中，组织系统是由上而下采取单线联系方式进行领导的，而曹白工作在最底层，因此对很多重大问题并不知情是可以理解的。曹白所说的难民收容所的党团的确存在。他和朱启銮、周克组成的党团，一个月活动一次，活动的内容是传达党内文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有时也讨论难民的教育和生产问题，但都是泛泛而谈。主要是提倡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上面并没有布置具体的任务。这里所指的具体任务当然包含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一事。

　　实际上，我们从赵朴老见潘汉年这件事也可证明。朴老与潘汉年见面说：“上海已成孤岛，难民中有许多好的青壮年，是否可以动员组织起来打游击？”潘汉年答：“这是平原地区，不宜打游击，你的难民收容所可以迁到郊区去。”赵朴老当时不清楚平原地区是否能打游击，但从心底不同意把难民送到郊区去，因为郊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他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一支别动队在郊区作战遭到失败，且距与潘谈话不过个把月时间，所以潘不同意赵朴老主张。从二人见面的一席话可以看出，作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人的潘汉年，至少在与赵朴老见面之时，尚未就难民的去向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意见。这在客观上也就否定了所谓由“难委会”组织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说法。

　　就朴老而言，他反复征询求证这件事，也并非为了邀功或者标榜。实际上，抗战之初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赵朴老所主导的上海租界的难民所，曾将一批批难民送到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持了这场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战争。也许在赵朴老看来，1938年夏黄浦江头送群英这件事只不过是他许许多多抗日义举中的普通一事，不值得过多地渲染。

　　赵朴老于数十年后始知当时中共中央曾对此发表文章予以表扬。虽然知道中央不了解是“佛教徒”所为，但他也默默无言、甘当无名英雄，从不自我宣传、自我标榜。1985年8月2日，赵朴老撰写的《炸弹震惊大世界，难民夜闯上海滩》一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关于送难民参加新四军一节，却仅仅一句话概括之，“战争西移后，我们经过上海通温州这条航线，输送成船的难民到抗日根据地去”，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贡献。那么赵朴老具体是什么时间才知道中共中央曾高度表扬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一事的呢？据赵朴老给刘沂的信，有两个答案，一说为20世纪70年代末；一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

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

　　1938年8月18日上午，上海外滩码头，“新北京号”海轮正待起航。这是一条5000吨的英籍船只，满满地载着慈联会用卡车送来的难民。难民所的老师前来欢送，又是叮咛又是祝福，握手惜别。赵朴老心情十分激动地夹杂在欢送的人群中，目送着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的船只。直到这一刻，他久悬的心才得以放下。

　　赵朴老会见潘汉年是1937年底的事，在答案未果的情况下，为难民寻找出路就成了他当时日夜思考的大问题。屈映光是慈联会主任，当时他正租用英国货轮从上海租界运送货物到温州做生意，赵朴老的朋友潘人伟替他经营。朴老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船既然可以来运送货物，当然也可以运人。是否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把这批人送到新四军去呢？于是，他立即派曹白与新四军联系，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赵朴老即开始准备工作。其时是1938年之初，屈映光已去重庆，慈联会由黄涵之负责。如此大规模地送难民出上海租界，首先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朴老对黄涵之说，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到郊区去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也不是事儿，不如把他们送到内地去垦荒。黄赞同朴老意见，决定提出“移民垦荒”的口号，并向救济委员会打报告，取得国民政府同意。遣送的具体事务由慈联会遣送股负责。因为当时日本与英国尚未交恶，慈联会特地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以确保沿途安全。赵朴老又向租界工部局游说，取得他们的支持同意并申请发放了路费和衣服。为了掩护，他们还在这些难民中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到温州后，这些人另外安置，精锐部分则由朱启銮、汤镛带队前往新四军军部。

　　这样，由赵朴老提议并精心组织的遣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大行动，在上海地下党的有力配合下取得圆满成功。到达皖南军部的800多位同志经过短期培训后，均成为中共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特别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后，这些同志中产生了一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指挥员，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这一点，赵朴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此，2000年赵朴老去世后，《人民日报》发文对其高度赞扬：“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寥寥数语，客观公允，足可慰朴老在天之灵。

　　（本文选自《纵横》2022年第1期，文字有删节。作者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常务理事，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