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生长在杭州，我的父亲毛路真是浙江大学数学系创办时最早的四个教师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我刚读完杭州横河小学三年级。在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许多市民纷纷避难，我父亲也带着我们全家避难到了宁波外祖父家，后来又到了奉化亭下我的姑妈家。

　　……1939年浙大已迁到广西宜山，当时全国沿海各地大学多已西迁，竺可桢校长考虑到东南各省青年学生升学的困难，决定在浙东设立分校，校址选定在浙江西南部龙泉县城附近的坊下村。教师一部分由总校调聘，一部分由分校另行聘请。我父亲就在这一年被竺校长调聘到龙泉分校数理系教书。

　　1941年4月，日寇攻占奉化县城，溪口也被日寇侵占。亭下离溪口只有十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妹避难到偏僻的栖霞坑山里。

　　这年暑假，父亲从龙泉回到奉化，9月中旬，他打算回龙泉分校，带着我们到亭下整理东西。不料一天傍晚我们正准备吃晚饭，驻在溪口的日寇从溪口附近一个村庄向亭下村开炮，炸毁了一些民房，炸死炸伤了许多村民。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天父亲就带着我们全家，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亭下，奔向龙泉。

　　当时交通极其不便，我们走了八天才走到东阳，在东阳总算乘到了长途汽车到丽水，在丽水住了一个晚上，次日才乘车到龙泉。

　　龙泉虽然僻处浙南山区，但日寇飞机有时也到龙泉城区投弹或用机枪扫射。我家在城区住了几个月之后就搬到离城约七八华里的浙大龙泉分校所在地，当时龙泉分校所在地有两处，一处是坊下（芳野）曾家大屋（大地主曾家的大屋），分校的校部及工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都在这里，另一处在曾家大屋北面的一些小山丘，这里有一个叫作庆恩寺的寺庙，还有一个叫作石坑垅的小村落。

　　浙大龙泉分校在坊下建校后就在石坑垅用竹、木、树皮建造了一些房子，作为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教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礼堂（兼饭厅）。我家先是搬到石坑垅小村。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危在旦夕，浙大龙泉分校在六七月间被迫迁往福建松溪，到九十月间日寇从丽水撤退才返回龙泉。那时我家搬到庆恩寺内的观音殿。从庆恩寺到龙泉城内我读书的学校，来回要走十四五华里山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每天我都赤脚上学。

　　1945年夏，我读完高中二年级上，父亲已没有能力同时支付几个孩子的学费，因为我是孩子中的老大，打算让我停学。国文教师张永成先生闻讯后，顶着炎炎烈日跑了七八里山路到我家里，表示愿意承担我的学费。张老师一家五口，负担很重，我们无论如何不好意思让他负担。在这种困境中我只好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浙大。考同等学力很难，十个录取的学生中同等学力只有一个，但如果被录取了我就有可能争取公费，这样就不用父亲支付学费，连吃饭问题也可解决了。于是我就报考了浙大中文系。记得好像是七月中下旬考试的，我知道浙大很难考，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等消息。结果被录取在中文系，这样就解决了读书问题。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喜事。

　　1945年8月10日，吃过晚饭，我正在庆恩寺观音殿前的天井里坐在竹椅上休息，突然听到学生宿舍和教室里有很多人在大声欢呼，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走出去看，想不到的是城里传来一个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骤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大声欢呼起来，飞快地跑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亲，他们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当时整个浙大龙泉分校好像是沸腾了，有的学生高声大笑，有的敲着脸盆，有的喃喃自语，有的暗自流泪，有的欢歌跳舞，所有的感情并做一句话：“我们胜利了！”

　　征得父母的同意，我跟着一些大学生（记得有个姓潘，其他都不记得了）到龙泉城里看热闹。走到城南的瓯江边上，就听见城里到处是人们的欢笑声和爆竹声。走到大街上，路两边的商店不时掷出燃烧的爆竹，有的商店爆竹放完了，竟然将青瓷器皿当作爆竹掷到大街上，那青瓷器被掷碎的声音竟和爆竹一样响亮。龙泉青瓷是世界闻名的，价值也较贵，但到了这胜利的夜晚，龙泉青瓷砸碎的声音也成了欢乐的来源。最有意思的是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互相见了面都会打招呼：“胜利了，恭喜，恭喜”。还有的地方聚集着一些青年学生，高唱抗战歌曲。人们没有睡意，在欢乐中度过了胜利之夜。这是饱经苦难和忧患的中国人永远难忘的胜利之夜。

　　抗战胜利不久，浙大龙泉分校通知我们这批新生，10月下旬到杭州的大学路浙江大学报到，所以我们虽是浙大龙泉分校录取的新生，却没有在龙泉的浙大读过书。记得我是在1945年10月17日离开父母到杭州去的，当时交通不便，我走了好多天到了龙游，从那里乘船好几天到杭州南星桥。

　　那时杭州没有公共汽车，船到南星桥后，我背着行李，走了好多路才找到浙江大学。抗战前我家就住在大学路，浙江大学是我常去玩耍的地方，但这时，战前我家住过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白地，浙江大学原来像公园一样美丽整齐，此时已变得乱七八糟，日本人的军马在校园里吃草，校园里到处是马粪，脏得一塌糊涂。投降了的日本兵还没有撤退，我们报到后住在第一宿舍，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我们新生住在二楼，日本兵住在一楼，我们六个同学一间房，每人一张小木床，还有一张书桌，日本兵睡在铺着席子的地板上。我们不会讲日语，有一个同学用英语和他们交流，有一个日本兵用英语说，他是一个初中的英语教师，被征兵当了一个一等兵，到中国才两个星期，没有打过仗。他说日本侵略中国犯了很大的错误，要不然他也不会当兵了。这批日本兵到12月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大约10月底，学校为我们这批新生举行了开学典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出席我们的开学典礼，现在只记得他说：“你们是胜利后第一批回到光复区读书的大学生。”

　　（作者系民进第八届、九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