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
——许广平对鲁迅遗物的保护与捐赠
全程参加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备工作的王稼冬在《追忆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建经过》中记述:在1950年至1951年的筹建过程中,许广平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将上海鲁迅旧居中“遗物包括各个房间的原有家具、用具和陈设品、一部《毁灭》的手稿,一些墨迹、全部木刻原印片册和较多照片,以及上海各界追悼先生大会时的挽联画像等等,都移交给鲁迅纪念馆。”“许先生在移交过程中,也多次颇动感情地说过:‘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
“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这是许广平藏在心底很久的心愿。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就将与鲁迅相关的手稿、书籍乃至家用器具都妥善地保存起来,以应将来为国人所用。尽管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广平坚信中华民族终究能击败侵略者,迎来中国社会的平安。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抓捕许广平并野蛮搜家,幸许广平早有准备,致使大部分鲁迅遗物得以幸存。在关押期间,许广平遭到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定信念,不透露任何有关上海抗战和鲁迅遗物信息。1946年,许广平将狱中这段经历陆续写出,集为《遭难前后》于1947年出版,在该书第一节“人民立场的我”中,她明确地说:“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私产,这是所有全国人民,凡是要了解这一时代文化,这一位作家的生活的人,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像发了怔忡病的迫害狂者,见了影子也以为是鬼魅的东西,我们都愿意除此之外体会到应该有保存藏书的义务。”这是许广平继承和实践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整理出版鲁迅著作
许广平毫无保留地向社会传播鲁迅精神文化遗产,首先体现在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方面。鲁迅逝世后,她发布征集启事,向社会收集鲁迅书信手稿,并于1937年6月影印出版《鲁迅书简》。另一方面则设法编辑出版《鲁迅全集》。1938年,在社会进步人士的协助下,无任何修改的《鲁迅全集》20卷,由复社出版,使鲁迅遗产中最重要部分得以保存,《鲁迅全集》成为中华民族抗战过程中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1951年,许广平又免版税授权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全部遗存的《鲁迅日记》,毫无挖改的《鲁迅日记》影印出版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鲁迅生平事迹得以进一步传播。至此,在许广平的努力下,鲁迅创作部分、学术研究、部分古文献整理成果得以出版。1950年,许广平、周海婴将鲁迅著作的版权、编选、翻译及印行等授权国家出版总署处理;之后,又向国家捐赠了鲁迅著作版权。此举为以后鲁迅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58年,注释本《鲁迅全集》及《鲁迅译文集》顺利出版,为之后鲁迅作品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捐赠鲁迅遗物
1950年,华东文化部拟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此筹建计划得到中央批准后,筹备工作立即推进。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许广平在周恩来的批准下,专程到上海参与筹备工作,她将历经艰辛保存下来的鲁迅在上海时期的藏书全部运往北京捐赠给政府相关机构,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版画作品以及家具等则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上海鲁迅故居复原陈列的过程中,许广平指导家具的摆放位置,并向工作人员讲述鲁迅在大陆新村居住时的日常。这些内容经过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整理后,成为讲解词的主要组成部分,鲁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由此得到了传播,大众对鲁迅的了解得以更具体而生动。
1951年1月,在许广平的全力支持下,上海鲁迅纪念馆顺利开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在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过程中,许广平与周海婴将鲁迅北京西三条寓所和全部藏书、遗物捐赠给国家,这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鲁迅故居的建立与开放奠定了基础。在许广平生前,她还多次把整理出来的鲁迅遗物及外国友人回赠的鲁迅手稿、著作等分赠给北京、上海和绍兴三地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
传播鲁迅精神文化遗产
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撰写发表了大量纪念回忆文章,细述鲁迅事迹,为大众了解鲁迅提供了便利。北京、上海和绍兴三地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建立后,对于三馆的询问毫无怨言,仔细答复。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20封许广平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信,这些信基本是回复关于鲁迅事迹、史实方面询问的。这些回信的时间从1959年7月起至1966年11月,这一时期正是许广平公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尽管如此,对纪念馆的来信总是有信必复,申明“凡我所知,愿努力以赴”(1965年12月29日信)。
许广平在回信中,从不以鲁迅夫人而自居,始终坚持着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认真仔细的作风。如1962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鲁迅佚文集》时发现一则《萧伯纳在上海》的广告,推测是出自鲁迅的手笔,因而写信给许广平询问。许广平在回信中并不是简单地作出结论,而是仔细地阅读了广告,同时查阅了相关的鲁迅文章及资料。她在信中从广告的“内容”“笔调”及“鲁迅日记和其他资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综合总结认为这则广告“很大可能是出自鲁迅之手”。虽然如此,但作为当事人的许广平仍认为这是她的“个人的揣测”,她建议纪念馆同志去寻找另一位当事人费慎祥,以作出最后的结论(1962年6月13日信)。
又如,上海鲁迅纪念馆为编辑《鲁迅诗稿》,从中国革命博物馆新征了几幅鲁迅诗稿的照片,回来发现照片中的鲁迅诗稿与已知的诗稿手迹差距很大,因而写信求助许广平。许广平在接信后,立刻与诗稿照片的提供者中国革命博物馆联系,查询诗稿照片的来源,接着循着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的线索,一步一步地查询,直至原始的提供者。当她确定这些诗稿的原件无法查得时,她又从中国革命博物馆所保存的原照上继续查找线索,得出这些诗稿可能原为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所藏的推论。许广平在信中回答了诗稿的问题之后,又向纪念馆同志描述了鲁迅生前写诗的习惯,以及许寿裳得到鲁迅诗稿的可能情形(1962年12月13日信),为《鲁迅诗稿》的编辑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给纪念馆传播鲁迅精神以极大的帮助。
许广平冒着生命危险的努力,使鲁迅生前大部分资料获得保存。也因为她的无私奉献,无任何删改的《鲁迅全集》在1938年迅速出版,以后又有鲁迅书简、鲁迅日记相继出版。她无私地向国家捐赠鲁迅文稿、信函、藏书、遗物,使得有关鲁迅的文献资料得以陆续披露,同时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使我们能够了解鲁迅鲜活的一面,进一步感受到鲁迅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