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艺术领域里卓有建树，在科研和教学上鞠躬尽瘁。九十几个春秋，用生命谱写出一代科学家的报国华章；数十载寒暑，用深情歌唱出一辈科研人的奋斗凯歌。新世纪里的汪德熙老先生，与后来人一起踏出奋斗者的足迹。——引言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1913年9月汪德熙出生于北京，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生逢乱世，空怀治国热情，无处施展抱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贫寒的家境磨练和铸就了孩子们勤奋、刻苦、懂事的品质，日后几颗璀璨的明星从这里升起——大哥汪德耀，中国细胞生物学创始人，教育家，曾将多部法文著作译成中文，并把多部中文著作介绍给法国读者；二哥汪德昭，中国水声学创始人，被钱学森先生称为“一位对音乐有很高修养的科学家”；四弟汪德宣，通晓数国语言，在其工作领域做出很大贡献……这个家庭有着太多不平凡的故事，又和滚滚历史洪流中的其他家庭一样，个体经历全然嵌入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29年，汪德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附中。化学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对化学的浓厚兴趣引领着他走上了化工研究的道路，并为之矢志不渝。而学历史时，鸦片战争以来，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土沦丧，军阀混战，“学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再也没笑过”。这样沉重的话语出自中学时代的汪德熙口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烙刻在他的心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汪德熙将个人奋斗目标和国家兴亡紧紧连在了一起。

    1931年，汪德熙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跨进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本科学业完成后，他选择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深感祖国的积贫积弱，立志为国家工业做出贡献，汪德熙在有机化学和工业化学的选择中挑选了工业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在张大煜导师的指导下，他首先完成了用电解还原法制备有机化合物，用转动电极改善染料中间合成过程中扩散速度迟缓的问题，随后完成了《用农村纤维素原料制造人造丝纸浆》的毕业论文。

    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底，应张大煜导师的邀请，汪德熙赴昆明西南联大任助教，继续进行纸浆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清华大学恢复了赴美公费留学的项目。在导师的建议和鼓励下，汪德熙冒着落第的风险，报考了只有一个名额的工业化学专业。那次考试的英文作文题是《你为什么要留学？》，这样的命题无疑与他的理想和经历相契，后来这篇承载着热情和向往的作文对他的最终被录取起到了作用。

    1941年汪德熙登上西渡的海轮，进入了久负盛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四年半里，汪德熙立志做个侯德榜式的中国人，勤勉刻苦，以电解还原葡萄糖制备可代替甘油的辛六醇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学业之外，他和中国留学生组成20人的合唱团，经常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和《长江船工号子》等歌曲。每次引吭高歌，他眼里都噙满泪水。远在异国他乡，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194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汪德熙毅然回国。

    科研教学  奉献其琛

    1947年1月，汪德熙来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虽然他和几位同事立志引进先进教学方法，颇受学生爱戴，但内战中的中国，民不聊生，生源匮乏，汪德熙空有一腔抱负，没法将先进的理念和知识传授给学生。直至全国解放，百废待兴，教育事业得到重视，政府给南开大学拨出可观的经费，令风华正茂的汪德熙欣喜若狂。在正常教学的同时，汪德熙辛勤耕耘，用国产的邻苯三酚和糠醛制备塑料取得创造性成果，属国际首创。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汪德熙调入天津大学担任化工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天津大学化工系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学科，每年为国民经济建设岗位输送300多名毕业生。教学的同时，汪德熙在高分子化学领域大显身手，将科研方向瞄准代替钢铁的不饱和聚脂玻璃钢，1958年成功研制出聚脂玻璃钢并制成小汽车壳体。

    如果没有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调令，这位视化工专业为终身兴趣与职业的专家会在化工科研与教学的领域里穷其一生。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化工专家汪德熙朝着核化工专家转变。

    这年冬季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询问他的意见：“国家发展核事业很需要人才，现在把你这个搞化学的调来，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尽管一时割舍不下化工科研的情缘，汪德熙还是说出了“我愿意”三个字。这句庄严的承诺，从此将他的后半生与祖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一起，他和核工业系统其他许许多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了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人生历程。

    汪德熙教授先后承担了核武器引爆装置点火中子源研制、放射性三废处理等科研项目，三项科研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汪教授在原子能事业发展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在核燃料后处理方面。他积极支持将原来根据前苏联资料设计的沉淀法工艺流程改为萃取法，并提出在萃取过程中溶剂辐射分解造成的乳化可能是一个关键性技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采用萃取法有着重要的作用。1964年，二机部决定成立由部内外专家组成的调研组，由汪德熙担任组长，到国内多个科研单位和工厂考察萃取设备运行情况，调查乳化问题和溶剂质量，并直接领导了模拟强辐射条件下的乳化实验和多次萃取循环热试验。1968年1月，按萃取法流程设计的后处理中间工厂投产一次成功，及时为核武器提供了首批钚装料，为后处理工厂节省投资3.6亿元，更使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大大地朝前跨进了一步。

    1980年10月，汪德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第一任科技委员会主任。从建立组织、确立科技委工作秩序，到卓有成效地完成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的论证、长远规划的审议以及成果评价等工作，科技委都发挥了在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决策中的参谋作用。

    汪德熙一向关心年轻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培养。上世纪80年代初，他建议部里尽快设立培养核工业所需要的高级研究人才基地。在他的积极促进下，1985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核工业研究生部，他被任命为研究生部主任。从设备到教师，从体制到教材，汪德熙事必躬亲，一一过问落实。1986年，研究生部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1986、1987、1988三个学年里，汪德熙重新登上讲台授课。科技秘书担心汪老的身体，他笑呵呵地说道：“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也感到年轻了。青年学生是我国科学的未来，我老了，但有责任为青年铺好路，好让他们早日起飞。”

    近年来，汪老除了授课、继续在大环聚醚（冠醚）的配位与同位素效应和核燃料循环化学方面进行科研外，还转向各种放射性核素在地质层及各类屏障材料中的吸附、滞留、扩散，以及在地下水中的行为研究。真可谓郁郁苍苍不老松，老而弥坚焕青春！

    科学与艺术齐飞

    科学需要缜密、理性的逻辑思维，艺术需要灵动、感性的形象思维，能将科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完美结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少有些惊异，汪德熙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惊异”的人。

    汪德熙从小喜爱音乐，上小学时跟父亲欣赏戏曲，中学时跟二哥汪德昭学拉小提琴，考入清华大学后师从陆以循先生学习提琴，在西南联大时曾向音乐教师刘振汉学习声乐和钢琴。

    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和中国留学生们组成合唱团，在各大学进行演出，汪德熙担任领唱，担任指挥的是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热爱音乐的友人撺掇他去搞音乐，汪德熙也乐意为之，最后还是赵元任先生坚定了他在科学大道上奋斗终身的决心。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三年，汪德熙因一篇出色的论文得到1000美元的奖金，他用这笔钱购置了一架旧钢琴，自娱自乐，爱不释手。1946年回国时，他还特意带回了一套精致的调琴工具。钱学森先生曾见过汪老用这套工具调琴，向别人介绍汪老时，还不忘说，汪教授还是一位钢琴家哩。音乐对拓宽视野、陶冶性情、丰富想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汪德熙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如此的成就，音乐之功不可没。

    汪德熙在教学上用音乐启迪学生，堪称一绝。在一个研究生英语进修班的结业式上，他用纯正地道的美式英语深情咏唱了一首充满爱国情怀的《雪绒花》。一曲胜过千言，研究生们大为感动，一个小小的情节，让他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家科研和教学之外的精神世界，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理解与升华之门。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说，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汪老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科学与艺术的融通，更看到了这位老学者治学精神之外人格的美与善！

（责任编辑：温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