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

因为评价新文化运动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学者往往将这场运动都冠之以“五四运动”，甚至以“五四运动”指代新文化运动。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正确地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看法却明显地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并重的运动，它是由《新青年》创刊为序幕，而结束于1923 年，其宗旨是要在国内引进、介绍、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论。而“五四运动”则是爆发于 1919 年5 月4 日 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其直接之起因是1919 年4 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及1915 年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总的说来，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要确立一种新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法治、民主、科学为基本内容的新人生论。陈独秀于1915 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其根本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所以他反复申说“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他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便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才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陈独秀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到底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主要是由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在当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新青年》等杂志提出、介绍和宣传的这种新人生论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闪亮点。人们感到似乎在这样的新人生论的指引下，中国终究会走向独立、繁荣和富强。细读《新青年》，我们会看到，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尽管准确地看到西方文化的核心，也基本上解决中国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比如对于民主、人权 、科学等虽然有着基本的了解，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文章中对此类问题的讨论缺乏深度，更不能自成系统。比如说对于“民主”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态度和权利，还没有能够对民主的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做详细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又比如更分强调科学的社会作用，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主义。当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急需改造的紧迫任务遂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上述重大问题做学理上的研究与分析的从容。陈独秀说过这样的话“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从现在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建设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漫长途程之中，科学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他所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及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由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是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与钱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下社会漫延的极端功利化趋势也与单轨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还应该肯定的是，陈独秀当时所提倡的新人生论是正确的，是积极乐观的，在当时及以后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民主与科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积极鼓吹宣传是密不可分的。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独立的人格等几乎已成为了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缺乏或部分地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对这些现代社会要素尽管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仍远远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即表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于上述要素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质上影响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的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这就表明他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解。首先，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新人生论虽然基本适合于现代社会，但这样的人生论一旦引进中国本土也就必须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之上才有可能生存、滋生、繁荣。没有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实体，任何优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的。第二，文化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