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公元958年）智璇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据说，鼎盛时期从学有千人之众。从岳麓书院至湖南大学的千年办学历史，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它始于晚唐，盛于宋，历经元、明，延至清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象岳麓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

岳麓书院创建于976年，世界知名的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 Karaouine）创办于859年，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于988年，欧洲公认的办学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办于1088年。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书院的推崇。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章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山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也即现代意义上的“院长”。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共有55位。

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朱张会讲”历时二个月，“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诸如：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彭龟年、刑部侍郎游九功、张〓门生中的首领胡大时、敷文阁直学士吴猎、王夫之、陶澍、嘉庆壮元彭浚、云贵总督贺长龄、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广东巡抚刘长佑、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曾国荃、钦差大臣刘坤一、陕西巡抚刘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大使郭松焘、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唐才常、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湖南省主席程潜等等，都是大名鼎鼎。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悬于岳麓书院的楹联有几十首之多，悬于前门的是“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悬于讲堂的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涉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悬于半学斋的是：“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

古岳麓书院还有祭祀的功能，古人先后修建了文庙及一批专祠。建文庙（即圣庙）以祭祀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始祖孔子及其知名弟子；建濂溪祠以祭祀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建四箴亭以祭祀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之大成朱熹；建六君子堂以表彰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等六人在先后建设书院中的历史功绩；建船山祠以祭祀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又称船山先生）。古人到圣庙专祠进行供祀活动，也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弘扬传统文化、激励士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毕竟受到封建社会的粉饰，所以，民主革命开始之后，这种祭祀活动在书院逐渐消失。尽管这种祭祀形式不可取，但对圣贤先哲的纪念仍有一定意义，对他们的哲学观点、思想道德观念中的合理部分还应继承和弘扬。古人留下的圣庙专祠，现修葺一新，供后人景仰，亦有助于人们了解和弘扬祖国的优良传统文化。

湖南大学在庆祝岳麓书院建院1030周年、湖南大学定名80周年之际，在校内举行了隆重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工程奠基仪式。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湖南大学主持修复的岳麓书院，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修复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所古代书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书院修复过程中，岳麓书院收集到许多书院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开展了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同时也感到众多的书院文物散落民间，十分可惜；抢救性地保护书院文物迫在眉切，时不待我。

1996年，湖南大学提出了建设“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议，并得到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国家文物局先后有两任局长都亲临现场视察，作出重要指示。国内外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2001年国务院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以中编办字〔2001〕99号文批复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同意以岳麓书院为依托建立“湖南中国书院博物馆”。这是国务院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命名的国内第一个教育专题博物馆，也是湖南建设的第一个全国性博物馆。

“中国书院博物馆”是一座以反映中国书院文化为主线的教育类专题博物馆。建设工作包括修建“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全面恢复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原状和征集书院文物三个部分。“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建筑总面积456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291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645平方米，预算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迄今建设正在进入收尾阶段。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原状陈列；书院博物馆陈列馆是岳麓书院的拓展延伸，二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较好地处理了建筑功能、交通路线、建筑风格等方面与岳麓书院古建筑群的联系和协调，做到了建筑功能与建筑艺术的较好结合，文物保护与事业发展较好的结合。中国书院博物馆将更好地保护、抢救书院文化遗产；形成与岳麓山、岳麓书院自然环境和人文价值协调，与湖南大学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相统一的，中国书院文物的收藏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将对我国教育文事业的发展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湖南大学保护和修复岳麓书院，没有止于古建筑的修复，而是依托文物保护，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将保护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不断提出新的构想和目标，推进文物保护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湖南大学将以岳麓书院为基础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建设湖南大学国学研究基地。“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立，为湖南大学实现综合性、开放式、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增添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标志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