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乡下有句俗语，叫做“赶进搭出”。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赶上了，其实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与没赶上相差无几。现在我于旧书店也这么说。

　　中国有旧书店不知道始于何时？说唐朝似乎嫌早了些，不过在北宋末年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每逢初一、十五，告假出去，典当衣服，得到五百钱，走进相国寺，买了碑帖和果子回来，我们俩就一面伸开碑帖欣赏，一面吃着果子，自己以为是葛天氏的老百姓呢。”（原是古文）

　　到了清朝，旧书店已经遍及全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到蘧公孙时说：

　　“那日打从街上走过，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写道：‘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硃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

　　马纯上先生是以选编时文为业，选编好后，就由书店印刷发行。因此我想，清末民初我国最大的一家书店叫《商务印书馆》，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因为它也是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三位一体的。后来才把它分别开来，如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就都不表上“印刷”的字样。

　　我生也晚，见到旧书店的情况只是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后这十多年的时间，虽然为时不长，却是兴旺发达的一段。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有过一个文化发达时期，中途却被日寇的侵略打破了。抗战一胜利，如饥似渴的读书人都想弄到书籍，所以无论是线装的古书，还是平装的旧书（包括外国的翻译）都很吃香。记得1964我向北京的知堂借阅废名（冯文炳）的小说书，他就在信中告诉我说 ：“废名旧作今已无存，因为友人欲得已悉举以赠之矣。闻旧书店里近亦难再得。”古旧书的突然减少，另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土改”烧掉了不少古旧书，有的还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旧物。二是在“三反”时期“有大多数悉已做了纸浆”，这也是知堂在信中告诉我的。三就是“文革”期间的大量焚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古旧书，买卖古旧书的书店自然也就只好关门了。

　　但是尽管如此，上了年纪的老知识分子，有时在闲谈中还会回忆到它，低回往复，真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样子。这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沙龙，与别的行业的会所不同。它要高级得多，也有趣得多。所谓特殊，可以从三方说：

　　首先，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可谓是一种神圣而又高贵的东西。清代学者、书法家梁山舟在送给同乡望族杭州许学范的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读书既然如此重要，所读之书自然非看重不可。从前我在南京读书，宿舍面对百步坡，有一天我看见胡小石先生从门前经过，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有个老人从地上拣起

　　一张古书的碎片，

　　琅琅地读着走过去了。

　　有的人甚至把书籍看得比自己还重要。鲁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写过一篇《鲁迅先生爱书的故事》，已收在《尘与土》这本集子里，其中就有这样一节：“忘记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可是他处理他的书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还看重。譬如书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拿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才翻看。”

　　第二，特殊的买主。俗语说：“宝剑送英雄，脂粉送美人。”买书的自然是读书人无疑，从学生到学者专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在平常人看来，他们有的甚至就像发疯一样。有的名人深居简出，平时懒得出门，可是对跑古旧书店却是例外，冒着寒风，顶着烈日，也在所不顾。有人想要见他，在家里很难如愿，如果跑到古旧书店去，十有八九不会落空。有的经验丰富，丰富到连旧书业中的人也怕。譬如北大教授朱希祖就是这样的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朱遏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吾要”，这是浙西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的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

　　我从前认识过一个杭州古旧书行业的老前辈，他告诉过我许多买卖书的故事，包括毛润之叫康生搜购《西厢记》。不过最能说明文人爱书的还是郑振铎。在新民路（即今解放街）上有一家古旧书店叫拜经楼，店主叫朱立行，此人收书很有办法，对书实在并不太懂。有一次，他花了三元钱在绍兴收到了一本《梅史》，为休宁汪氏所著，通称汪氏《梅史》。被松泉君看到了，知是好书，就用十元钱把它转买到手。巧不巧下午郑振铎到松泉阁看书，竟愿出一百元购买此书。后来我查阅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在下册《漫步书林》中有一篇《汪懋孝·梅史》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急购得之，携之行箧，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从三元到十元，再从十元到一百元，跨度如此之大，不知道郑君所为何事？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的。

　　第三，特殊的商人。 买卖古旧书这一行，虽然也是经商，但因为经营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他们一边与挑水“阿四”、旧货小贩“老虎”为伍，一边又拼命挤到读书人的堆里去。换句话说，他们经常要与学者、教授、文学家打交道，甚至有的达官巨商和宗教界人士也因为酷爱书籍而与之多有交情。尽管他们本身的地位不高，但看在书的面上，所谓爱屋及乌，有时候便会得到一般商人得不到的礼遇，如阿英之结交王松泉，王绶珊之信赖朱遂翔， 郑振铎之表扬杜国盛，朱瑞之善待“朱华娘舅”都是。说到人品，自然良莠不齐，所谓在商言商，说到底他们还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如果买主内行些，他们就少赚些，如果遇到像朱希祖这样的老手，他们就要叫苦了。不过像这样的老手毕竟是少的。所以人们一般都把他们叫作“书估”，可以称得上“书友”的是少数，即使是书友，那也是以后的事，开始也还得填付许多学费不可。

　　（作者为杭州民进下城区基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