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首先是从自己的角度。对外部关系的自我认定，自我定位，在对外关系中和国家的安全决策中是很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
    在冷战结束前，我们的对外周边关系主要是围绕生存问题来定位的。生存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政治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要保持政权；其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免受外部侵犯和威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前发生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生存之计来定位的。当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认定生存受到威胁时，就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对付手段，或者是双边的，或者是综合的战略。由于我们当时基本的安全判断是我弱外强，因此采取了以防为主的策略。如果防备不能解决问题，就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所以那个时期的大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周边。防美、防苏、甚至防蒋反攻大陆等基本战略考虑、安全考虑，长期支配着我们的周边关系和外部环境对策。在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我们是被动应对的，因此，在大的格局中缺乏主动权。
    冷战结束后，我国的外部环境理应发生根本变化。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西方对我们进行制裁、包围，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把我们放在了最前线。
    我们真正注重改变周边关系，还是在1989年后。当与大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走不动时，我们开始抽出精力更多地关注周边关系，并采取切实行动加以改善。我们迅速与新生的俄罗斯确立了正常关系，同时，我们也开始下大力气改善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我们的第一个努力放在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应该说，以往我们与东南亚地区在周边关系上问题最多，不仅存在着领海、岛屿争端，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长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将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作为改善周边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先是成为它们的对话伙伴，逐步发展，使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整体改善，逐步建立起了比较信任的合作关系。
    通过改善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发展周边关系对于总体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周边地区出现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花大气力发展周边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实行了同时发展与朝鲜和韩国关系的政策；与日本加强了合作；和俄罗斯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南亚方面，我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印巴关系。
    从我国的政策理念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把创造环境作为努力的重点。过去我们是被动性的防备，很担心外部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担心建立机制性的组织对我们不利，缺乏主动性。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我们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主动改善环境，逐步扭转以往的思维方式。从自我判断和认定的角度认识到，我们拥有主动创造环境的能力。这当然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和大的环境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认识定位问题。我们有了主动创造环境的意识，在参与过程中我们感到了更多的自信。基于这种主动创造的意识和自信，我们对安全和周边关系的定位和认定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后来，我们把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作为外交的重大决策，明确地把它作为一个大框架定下来，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在我们的对外关系中，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增强了自信心。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信参与国际事务。我们首先接受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从参与现行国际体制中受益很大。我们接受了它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方式，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吸收外部资本，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来发展自己。
    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中，我们逐步掌握了改善关系的主动权。我们不再把周边国家分成敌我，都把他们当邻居对待，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

   
                            （二）


    除了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外，我们还可以从圈、片、线三个角度观察我们的周边地区。
    所谓圈，就是把我国的周边国家放在一个整体区域来看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关系来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首先是着力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把解决与邻居间的领土划界问题作为我们改善周边关系的首要问题。如中俄边界划分问题，出于战略合作伙伴的考虑，我们本着善意和真诚予以解决。和越南的划界问题，我们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在先解决了北部湾划界后，陆地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与印度的边界划定也已经确立了指导原则，应该说也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可以说，长期困扰我们的周边边界争端已经减缓。
    在南中国海，我们已经确立了原则，2003年中国与东盟双方发表了《南海行为宣言》，首先是防止事态恶化，避免冲突，有事协商，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从整体上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南中国海的争端稳定下来。今年中菲越三国签署了联合勘探南中国海资源协议，这符合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
    所谓片，就是把我国的周边地区看作是几个不同的次区域片。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出现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区域合作。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参与。我们参与和推动了每一个区域片的合作。在东亚合作中，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发挥作用，使一个分离的东亚走向合作，取得很大的成效，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我们通过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和俄罗斯建立了区域合作关系。通过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我们和美国有了区域合作关系。我们还在努力寻求参与南亚合作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区域合作，我们把周边的国家一片片连起来，这将使周边关系进一步得到稳固。
    所谓线，就是看美国这条关系线。美国在我们的外部环境中一直处于很关键的地位。我们与美国有太平洋连接，美国也应是我们的重要邻居。美国利用它的优势建立起了三条以它为中心的线：一是军事同盟，二是盟友，三是准盟友。美国以此来维持它的主导地位，也试图对我国进行遏制。我们没有能力割断它的这些线，但是，我们也发展自己的关系线，其中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对我的不利环境条件。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总体上出现了可控、可操作、可谈的局面，这很不容易。
    把以上三个观察角度和自我认定的角度结合起来看，应该说中国的周边关系有利因素占主导地位，关键是我们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创造环境的能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


    中国与美国的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战略，一个是经济利益，一个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美国要保证它在亚太地区及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并在冷战后得到加强的，也是它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要尽力保证的。美国的战略是保护它在全球的利益，而不是只针对中国，这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战略是不同的。它只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对手进行防备，如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就是出自这种考虑。从目前的情况判断，近期我们不会与美国发生大的战略对抗。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增加，美国要维持一个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秩序、架构，没有中国的合作是很困难的。在许多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格局，使得谁也不会轻易主动去破坏目前这种局面，这是一个稳定器。
    经济上，尤其是贸易上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反映了经济贸易结构上的差别，但是，这也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然而，这还是可控的。至于中国在地区中的作用，尤其是东亚、中亚地区合作的发展，牵动了美国的神经，但是，这些合作并不是反美的，我们不是在拉反美集团，只要找到与美国对话的机制，就可以缓解。中国的影响增大是一个事实，美国也必须接受。


                             （四）


    中日是近邻，这是不可改变的，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目前中日间出现的问题有多种因素。有历史认识问题，也有现实利益冲突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一下子冒出来？从日本方面说，对中国发展的认定是一个问题。中国发展的势头太猛，超过了日本的接受力，日本担心中国的影响和作用。日本认为自己的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又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以前所受的耻辱进行报复。因此，日本尽力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崛起，这使中国人很愤慨。
    历史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处理不好会不时突现出来。现在，历史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关系的一个反映。对中国人来说，不能笼统说反日，中国人不是反日本，而是对日本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愤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