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抛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观点后，近来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语出惊人：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基于同样的思路，他也主张电价应该上涨（1月6日《南方都市报》）。

    逻辑上说不通

    公共品价格万不能以富人消费能力为标准

    以“富人搭穷人便车”为由鼓吹公共品涨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惯常的论调，他们认为：公共品的价格由穷人支付能力确定，结果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宜”的便车。

    这个理由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荒唐无比。因为公共必需品上的“富人搭穷人便车”，这本就是一种正常状态，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品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为了让大多数人用得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所以在必需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天经地义，不这样才不正常、才非常可怕，因为那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承受不起的高价公共品——如果以富人支付能力为标准定价而实施高收费，富人是搭不了穷人的便车了，可社会大多数人就用不起电、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经济学家会理直气壮地反驳：穷人上不起学，政府可以用向富人收来的高学费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穷人啊——这话说起来容易，可我们的制度具备这种即时补贴和转移支付的保障功能吗？当穷人上不起学时，他们能即时获得高校的助学金吗？实际上，由于转移支付的滞后性和补贴的间接性、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上都选择了以低价尽可能让更多人消费得起公共品，而不是依赖高收费之外的补贴，“富人搭穷人便车”是无奈的选择。

    难道就这样容忍富人这样搭穷人的便车吗？当然不能。在必需品上不能涨价，可以通过向奢侈品课加重税、向富人征更多税的方式来补偿。富人在必需品上占了穷人的便宜，政府有理由向他们征更多的税。解决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只能以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方式完成，而不能提高公共品价格——因为那样会置更多人于消费不起公共品的危险境地，使公共品落入市场化陷阱。 （北京 曹 林）

　　现实中行不通

    提高大学学费只能让穷学生雪上加霜

    根据笔者平时的了解，茅老的初衷应当是好的，因为他并非高校管理者，也非既得利益者。并且，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提高学费后再“劫富济贫”，也似乎有相当的可行性。

    然而笔者以为，他的想法实在是不切实际。首先，若高等教育实行低学费制，确实会让富孩子“搭便车”。可是，倘若改成高学费制，富孩子就能心甘情愿接受吗？接受的是同等的教育，凭什么我要多付钱？媒体上多次报道过，现在很多有能力支付高学费者，都开假证明去骗贫困生补助吗？

    当然，茅老提出的学费“劫富济贫”思路，是让穷学生先交给学校正常的学费，然后再以其他方式获得“返还”。这也是想当然。且不说提高学费后，穷孩子能否凑到足够的钱,就算能够顺利入学，难道穷学生就一定成绩更好，获得更多的奖助学金吗？

    茅老还应当知道，大学的贫困生标准相当严格，大量没被划入贫困生行列者，负担目前的学费和生活费，同样感到吃不消。否则，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就不会说，他和夫人的收入只能勉强供一个大学生了。

    另外，即使茅老的主张能实现，其思路也还有一个漏洞，即他认为补贴穷学生的钱，只能从学费当中出。其实，国外即使私立大学的经费，也不都来自学生交的学费，而是大量来自企业和社会捐赠。我们的许多高校每年盖新大楼，甚至领导的“洗脚费”也能报销，贫困生难登上大学之车，真的都因为学校缺经费、学费不够高吗？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