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就像前年出版的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效果一样。也许再过１００年，我们的后人会不大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但我们的时代却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时代，讲真话需要勇气，需要冒风险。李昌平讲了真话，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陈桂棣、春桃夫妇讲了真话，正在忐忑不安地生活。大家希望听真话，因为冠冕堂皇的话太多，而真话却不是到处可以听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满怀感激地阅读陈桂棣、春桃夫妇的著作。

　　讲真话的意义不在于“真”本身，而在于把真话“讲”出来。中国农民的遭遇，主流社会中的精英们果真不知情么？我看不是。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农民苦难的某些细节，因此他不曾为农民的遭遇掉过眼泪，但他关于农民遭遇的一般知识已经足以让他感到社会不公正的存在。至于专事农村工作的官员们，一定知道农民的真实情况，尽管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可能一时受到蒙蔽。我曾听到过一位高级官员在一个场合如诉如泣地讲到农民的苦难，但愿他在参与决策时也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讲真话。我还知道一些人士，他们在“位子”上时和不在“位子”上时，讲的话不一样。一句在我们看来可能极为普通的真话，他们可以闷在肚子里十几年不讲，直到离开“位子”才一吐为快。呵，我不是要指责他们，他们讲或不讲什么话，一定与自己的利益诉求有关，正如农民也在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一样。这里没有道德问题，只有制度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高尚。一个好的制度，可能使得不那么高尚的人也讲真话；而一个有问题的制度，可能使得一个比较高尚的人在讲真话时也不得不来几分折扣。有关“位子”的一系列制度决定了我们讲话的真实程度。一种制度会训练每一个在“位子”上的人，教会他如何说话。我还没有看到过有谁高尚到能够逃脱这种训练的程度。不揣冒昧地说，如果陈桂棣在“位子”上，他可能也不会写出这个报告来。所以，对于被冠之以“陈桂棣现象”的讲真话的某种困境，我们该从社会层面上深刻反省。

　　帮助农民要从讲真话开始。我们记得“皇帝新衣”那个寓言故事。人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这个事实，但只有那个没有利益羁绊的小童能讲出真话。在这个故事中，只是皇帝丢丑了。如果涉及整个国家的多数人口的大事情，人们缄默不言，就不是哪个人物丢丑的小事了。农民是中国的多数人口，他们遭遇不公正待遇，丢丑的是全国人民。我们把这件事情摆在台面上说，正视这个问题，商量着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有一个好的办法。陈桂棣夫妇的著作告诉我们，农民的问题不是像有的人讲的那样是农民愚昧，所以需要教育农民。农民的权利诉求受到漠视，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讲真话，就是要讲这个基本事实。承认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在这点上做文章，农民问题大抵才有解决的希望。

　　假话讲下去很危险。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假话会麻痹我们的神经；假话人人讲，真话就不能问世，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假话驱逐真话”的恶性循环。直到有一天，假话断送我们的前程，就悔之晚矣。

　　但我们有希望告别假话，弘扬真话。李昌平离开了家乡，但他还很好地活着；陈桂棣夫妇讲了真话，目前也还平安。为此，我们心存感激，因为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有包容性了。这在二十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讲真话蔚然成风，中国就有更大的希望。这个局面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良知的官员们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是，这个局面仅仅靠文件的提倡和媒体的推动是不会很牢靠的。我们需要革新制度，创造出一种高度公开、高度民主的制度，使得社会信息的传播不再被扭曲，给真话开辟广大的话语空间。新一届中央领导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缕清风。依此起步，坚定不移地向前走，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时代。那时，我们再不会为一部讲真话的著作问世而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