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到华盛顿国会山发表演讲，以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她用美国人非常熟悉的语言和概念，描述了一个和美国抱有“相同的自由理念，并且为此奋斗”的中国。在场的国会议员和记者们无不为这种图景着迷。中国成了当年美国媒体的热门话题，成了东方“自由民主”的象征。当一些美国记者后来真正踏上中国大地，才发现当时的中国完全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笔者在加拿大时，曾在一间旧书店中看到一本上世纪70年代，斯诺夫人访华后写的小书，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的样板戏。那时，中国正在轰轰烈烈搞“文革”，西方左翼自由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不少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对遥远的“文革”推崇备至，认为它塑造了一个平等而理想的社会，恰好符合他们自己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今天看来，这种对“文革”的想像是过于浪漫了。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几年中，东西方冷战处于白热化，而在那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在西方媒体中的典型形象，却是手拿可口可乐，学着英语，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国靠拢。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崛起的中国，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则是一天也没有少过，中国每取得一点进步，或每遇到一点困难，都会引发舆论风潮。不过，中国还是在一步步和平地发展。

　　今天，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有不少文章，为我们认识自己，提供了多元的、有益的视角。但另一方面，表象的真实和理解的真实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不可弥合的距离。就像这几十年来，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估、判断、预言，很多被证明是一种一厢情愿。

　　西方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也有着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理论思想体系。任何人看待世界，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上。东方文明和国家，很容易成为西方体系中的一个分析对象。西方人描述下的东方，很多是一种想像中的东方，是他们面对自身危机、为解决自身问题，而构建出的客体。

　　十多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写出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指出西方文明正面对伊斯兰及其他文明的巨大威胁；一年前，他又出版了《我们是谁》，认为拉美裔人挑战着美国传统。把两者联系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亨廷顿这十年来所真正忧虑的，与其说是伊斯兰或拉美文明的冲击，不如说是多元文化背景下，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自身的衰落。同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也不过填充了西方人对自身问题的一种想像。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但包括经济，还包括制度、政治、文化等“软实力”，特别是解释自己的实力。美国经过200年的发展，不断强化了对自身传统的认知，总结出“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今天，这套体系成为美国超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了保守派推行霸权的工具。根据它，美国能轻易给其他国家贴上邪恶标签。所以，当今国际政治中，如果你不能有效解释自己，必然要被别人所解释。

　　取得解释自己的实力，不仅需要经济力量，更需要沉潜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中，重视发展人文和社会科学，增强自身文化的感召力。否则，我们就总不能避免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身，套别人的概念来讲自己。而一个失去想像自己方法的民族，永远不会成为独立、自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