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海棠”登陆福建沿海之际,芙蓉姐姐空降星城长沙。(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C2版)
大红大紫的芙蓉姐姐终于一路辛苦“秀”到长沙来了。从电视画面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姐姐”,但见她略显矜持腼腆,甚至有些憨态可掬,与网上和坊间盛传的“姐姐事迹”似乎有着不小的距离。不知这是否会令相当一部分长沙人失望。
作为一种文化或社会现象,与芙蓉姐姐有关的消息,可以说早已超出了通常意义的娱乐新闻范畴。自打“姐姐”从网上走出来,大量并且持续地占据了传统媒体的宝贵版面和频道以后,就注定了芙蓉姐姐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某些文化的和社会的渊源。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许多社会学者和文化、新闻界名人也参与到了对芙蓉姐姐现象的认真关注当中,其中包括李银河、王小山、徐晋如、刘洪波等等。
王小山说芙蓉姐姐和安妮宝贝等等一干网络写手没有本质区别——尽管成名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靠网络走红,在网上赢得最初的掌声及后面广泛的支持。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主编李方则站在形而上的高度,看到了“中国反智主义先驱”的诞生,说普罗大众对于精英话语霸权独步天下这一现状腻烦了,要反抗,要摆脱控制,于是诞生了芙蓉姐姐这样的自娱又娱人的反智先锋。徐晋如则在这场“以芙蓉姐姐为主菜的媒体盛宴”中,痛苦地看到了国人悲悯情怀的缺失。
从一定意义上说,芙蓉姐姐其实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没有道德洁癖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正是因为芙蓉姐姐的勇敢与率真,反衬出了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身上所固有的人格缺陷,譬如拘谨、委琐、保守、自闭……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多大程度上真正认识了自己?芙蓉姐姐的“疯癫”也许刺激了某些自以为是者的神经,于是纷纷把潜意识中的羡慕与嫉妒转化成虚伪的道德批判和刻薄的冷嘲热讽,或者纷纷摆出一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pose。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亚瑟·史密斯写了一本《中国人的性格》,说中国人“拐弯抹角”“因循守旧”“缺乏同情”“相互猜疑”……史密斯站在他的基督教普世精神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说话,当然腿不颤腰不疼,但是中国人林语堂也写过一本《中国人的性格》,他笔下的同胞也大多是“老成温厚”“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因循守旧”……的。实际上,正是这些文化品格成全了芙蓉姐姐、红衣教主和木子美们,衬托出了她们的“惊世骇俗”。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秀时代”。由于技术的空前进步,如今普罗大众也可以借助网络一夜成名了,传统的精英话语霸主地位倏然土崩瓦解,这才真是“庶民的胜利”。可是严格说来,飞速发展的技术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偌大一个中国也就出了几个木子美、流氓燕和芙蓉姐姐,在几千万网民中,这个趋向于零的数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芙蓉姐姐也曾间接地承认,她的走红其实并不是缘于什么妖媚性感的S形身段和冰清玉洁的美黛玉气质,而是“勇敢”。一个人要把真我展示出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仍然还是得具备相当的勇气才行,“秀时代”要真正到来还任重道远。
芙蓉姐姐们还远未成气候,所以卫道士们大可不必莫名惊诧群情激愤,大众媒体也不要把她们弄得太过隆重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永远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还是让芙蓉姐姐们继续她们的梦想吧。
作者:本报评论员 朱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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