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崇尚英雄，中华民族效法榜样。榜样是人们“正己”的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榜样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然而，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吗?非也。在传统德育效益低下，社会总体道德水平滑坡的情况下，榜样的作用也大大地打折了，大有“你树榜样，我行我素”的零效趋势。榜样何以疲弱无力?人们为何漠视榜样的示范作用?这是我们在反思和批判传统德育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榜样的虚假和异化

    榜样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习惯性地知道榜样是“树”起来的。
这其中就潜伏了一个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先天性弱点：“我”树榜样，让“你”来学习，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超越榜样，操纵和制造榜样的“人上人”，一类是匍匐于榜样脚下，对榜样“需仰视才见”的“人下人”。榜样面前，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不仅如此，既然榜样靠人工制造，那么“掺杂使假”也在所难免。我们重视宣传工作无疑是对的，但是应该坚决摈弃“宣传出榜样”的落后思维模式，要对榜样本身进行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宣传报道。某地一位青年农民，一个早晨出去干农活时发现有几个孩子在冰上落水，奋不顾身入水抢救，最后自己英勇献身。这本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教材，就事论事，让人们，特别是让孩子思考、讨论人性的壮美、人生的价值是何等地富有教育意义!然而，事情并未遵循这个逻辑发展下去。起先，人们静悄悄地，包括这位青年农民附近的一些学校都对这件事情视若无睹。几个月过后，某一日，忽然大小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紧接着，一部追溯英雄成长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也轰轰烈烈地问世了。突然之间，人们知道自己身边出了个英雄。看一看那些追溯的文章吧，经过生花妙笔的挖掘、加工和提升，俨然这位青年农民从小到大都是“完人”，几乎任何一方面都超越了一般人甚至超越了时代。英雄形象“完整了”、“高大了”，但是却被架空了，连他自己家乡的人们都难以接受他的新形象，还指望谁去学习呢?

    将榜样功利化，导致形形色色的榜样变异。在社会上，评选各级各类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几乎都是带“长”字职务的，颇有一“长”百“长”的阵势。这样“包揽”，“私自分配”出来的“榜样”，其实就像破庙庸僧在谈禅，能昭示给人们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对学生而言，知识第一、智育第一，某个学生成绩好了自然就成了其他学生学习的榜样。因此，“榜样”总是由少数几个“精英学生”把持着。他何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有什么精神和做法值得大家效仿?大家似乎不太在意这个，因此这种缺少“精气神”的榜样其作用可想而知。还有一种缺乏规则导向的榜样行为近乎作秀。比如，一个老人明明生活在他的子女无微不至的照顾中，你偏要越俎代庖为人家扫地、打水，做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老人?做好事应该在做好事的空间里进行，比如在车上给弱势个体让座。这类事情的偶然性、随机性很大，谁让了说明谁的思想水平高，但是如果让学生或者是学生主动去打扫某个政府大院，这就不叫“好事”，院子的主人连自身的卫生都搞不好了?何况还有勤杂工呢。这样的“榜样”，多少都沾染了媚权的味道，本身经不起拷问，何谈学习仿效。号召人们学习这样的“榜样”，无疑是给庸俗的世风推波助澜。

二、榜样的抽象和神化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不否认，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极少数仁人志士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性，闪烁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才能闪烁出的人格光芒，但要让大多数人超越现实束缚，让其精神境界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厢情愿的，这样的榜样只能令人敬而生畏，敬而远之。《子贡赎人》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能把应该人人都能做到的道德，拔高到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不能使“道德”变成好说而不好做的东西。综观历史，我们所树立的榜样人物，他们大多数的品德和精神无疑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是属于献身型、拼命型、勤奋型、苦干型和无私型的，很少听说哪一位是因为追求和捍卫平等、民主、自由甚至是生命权利而成为英雄的。我们常常要求学生“心中有他人，有集体，唯独没有自己”，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在他们的周围这样的人似乎又找不到，有几个书上介绍的(如孔繁森等)，也已经不在人世。这样的榜样对于孩子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这种经过过滤的纯洁的榜样，表面上看可以祛除社会不良现象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却因与现实场景和学生生活实际相去甚远而让孩子们失去信任，失去仿效学习的信心。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一次做客《焦点访谈》时谈到，他在
欧洲某国上洗手间时，听到隔壁叮当作响，走出洗手间后，有位女士请求他再进去看一下，他的儿子进去很长时间了还没有出来。部长进去一看，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正满头大汗地修马桶，叮当之声就是他弄出来的。原来孩子小便后冲洗厕所时发现马桶坏了，于是开始力不从心地修了起来。他认为不冲洗马桶是不能走的。这就是一个正直、善良、有爱心和责任感的榜样，树立这样的榜样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一种为人的底线教育，从而首先保证做好一个“人”。这是一个自身愉悦，别人也乐意学习的榜样。榜样，应该生活在具体而真实的人群中。我们与其把打扫大街的同学树为榜样，不如把利用休息时间把居住地的公共楼道打扫一下的同学树为榜样；与其把到敬老院送温暖的同学树为榜样，不如把每周都为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洗一次脚的同学树为榜样。榜样，不是“道德世界纪录”，如果一种道德榜样只会让大多数人自惭形秽的话，那么这个榜样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它只会导致人们丧失进取心，自暴自弃，成为“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三、榜样的单一和泛化

    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必然要在各个方面寻找自己言行的“坐标”。人需要树立自己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里的榜样。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在所有的方面做大家的榜样(那样的榜样虚弱无力)，那么榜样也就不可能干人一面。我们的以往树立的榜样，大多是“奉献型”的“好人”，热爱生活的人、富有智慧的人等等难觅芳踪。不同的只是有的是堵枪眼的，有的是拦惊马的，有的是斗歹徒的，真是形异而神一。美国的一家公司曾与媒体联手以“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为题，对民众进行调查，选出20位英雄。结果选出的人中有以顽强的毅力当了6年战俘的老兵，有反对种族歧视拒绝为白人让座的黑人妇女，有为了避免屠杀平民把枪口指向自己战友的年轻军人……英雄应该是“榜样中的榜样”了吧，可是，美国人的顶级榜样却是那样地具有人性色彩、人本色彩，富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中美之间固然有文化观念的不同，可是理性地审视一下人家树立的榜样，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想还是太狭隘了点。还有，人家评选的20位榜样，获得荣誉时都是活着的，没有一个是奋不顾身、英勇捐躯，或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这本身就彰显了人本思想——活着比给别人做“榜样”更重要，没有谁生来是专门给人做“榜样”的。想一想我们的“人不到死不出名”的榜样思维，确实免不了一番感叹吁吁。

    人的成长是有阶段性的，面对不同的生活面貌，人们需要突出道德水平由低到高的有顺序地排列的榜样。一锅粥似的男女老少都来学的榜样，就像错了码的鞋一样，可看而不适合穿。孩子关心的是身边的、表面的、具体的事情，我们能强加给他们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方面的榜样吗?那除了导致他们对榜样望而生厌以外，没准等上了大学以后还得再给他们树立“扫地、叠被子”方面的榜样。

    综上所述，走出现实教育中榜样教育的误区，学校德育要更新德育观念，树立“榜样”新理念：

    1．关注榜样产生的人文基础

    人为打造或依据领导人意志扶植起来的榜样是有害的。道德本身具有自发性的特点。因而榜样也应该是自发产生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辐射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榜样的自然生态。过度地采用行政手段功利性地树立榜样，消弭了道德的自觉自愿的功能，最终瓦解了榜样的安身立命之地。榜样也不可以与功名利禄紧密挂钩，这样可能会招致极少数人沽名钓誉，做伪君子。

    1955年12月1日，美国黑人女士罗莎·帕克斯乘坐拥挤的公共
汽车下班，疲惫的她坐在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子让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后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帕克斯成为榜样和英雄，她的“成名”没有任何人为斧凿的痕迹，完全是由于她参与的典型事件所突显的典型意义。公众充分地参与思考、讨论，甚至是发起了一场运动，“帕克斯标本”由此问世。我们的公众也曾自发或参与媒体的一些思考、讨论，只是由于文化心理或者是制度的因素，“讨论中没有榜样意识，榜样的产生又没有讨论意识”。不久前江苏某报纸上曾经刊登过一则消息：一位的哥兵不血刃，将一名盗窃150万元公款的犯罪分子巧妙地送进了公安派出所。他该不该立功受奖呢?公众讨论的结果很好：该!只可惜，讨论结束，风停雨往，一个很好的榜样从我们身边悄悄地溜走了。

    当然，榜样事件本身也应该具有人文性。比如无知少年舍身救火的，不切实际殊死斗歹徒的，就不能成为大家的榜样。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已经进步了许多。

    2．关注榜样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功能

    世界是动态的、活生生的人文世界，而不是抽象的、以僵死凝固性逻辑为基础的纯粹科学的客界。脱离自己生活实际的榜样在抽掉人性之丰富性的同时，也抽掉了榜样自身的生命力。我们要记住雨果说的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真正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规。”榜样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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