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3·15，总感觉像消费者与商家共同举行的一场迷醉的狂欢。打假、假打、打真、真打，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新闻事件，着实让人沉重。今年3·15前夕，《江南时报》一篇报道《身揣两张假文凭大学教书十载——晋升教授职称前夕被发现》，着实吸引了我的眼球。

    众所周知，大学的使命不外乎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等，不妨以此来衡量一下上文的主角吴征。从教书育人角度看，“同学们普遍认为，吴征老师讲课很诙谐、幽默，能深入浅出地把高等数学用形象思维表述出来。”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资料还显示，吴征发表论文十余篇，有科研成果三项。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记者看到全文刊载了吴征的两篇论文。”从服务社会角度看，“吴征为了让依然贫困的乡邻们早日脱贫致富，曾经向村里建议，让富裕的劳动力来新疆拣棉花，他的善举曾感动了众多乡亲。”

    通过比较，我发现吴征的个人表现与大学使命的标准相当吻合，堪称当代大学里德艺双馨的模范。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吴征的“热心”老乡几句半是荣耀、半是恭维的话语，可能事情还会隐瞒下去，他的教授可以顺顺当当地当下去，并且不出意外的话，还会当个硕导、博导，桃李满天下。现在看看，这一切只能是一场昨日梦了。梦醒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两个“狗日的假文凭”。按照钱钟书先生《围城》中的说法：“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吴征只是用一件假冒的衣物包住自己才华的身体而已。

    并非在为吴征辩护，而是我在看到一些对吴征进行道德谴责和法律处罚的“声音”后，感到对于吴征之类事件，真正该挨打的是高校的用人机制。1925年，时任清华园校长的曹云祥，创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力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问：他有些什么著作？梁答：还没有著作。曹说：这就难了。梁继续陈词，列举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于是，清华园决定聘陈任国学研究院教授。

    这个典故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被学人津津乐道，如今则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究其因，是今天已无产生这种典故的土壤。静思“丑闻”，不禁要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什么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呢？吴征靠行骗混迹大学二十载没人发觉，已属不易，能经得起各个标准的考验，并晋升教授在即，更是难中之难———而这正好反衬出高校教育人才机制的评核出了问题。

    如果人才机制的“假”一直不打，或者只是停留在“假打”的层次，那么吴征之类的“新闻”定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