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类仍然要寻得切尔诺贝利的答案。

　　20年来，切尔诺贝利是一个黑色的存在。在“石棺”的黑暗中，那些核废料并没有静静地沉睡；在人类的文明里，“对于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来说，切尔诺贝利象征着灾难与毁灭、疑云与争议”。

　　4月26日，如果没有特别的提醒，我们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同，但艾略特许多年前就在《荒原》中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1922年的四月，还没有核电，没有切尔诺贝利，核爆也还不曾在这个星球上发生。他表现的文明幻灭与精神荒漠，却似乎是专为64年之后的切尔诺贝利的春天而写。

　　核，核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理性成就，却又承载着人类文明最大的焦虑与不安。切尔诺贝利是这样一个标志，它为人类理性所驱动，却又刻下了人类非自然灾难最惨重的痕迹。从一开始，核就在考验着人类的理性，而在这考验的背后，自然的感性又在日出日落中悄悄复苏。

　　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日本广岛更为鲜明的人类理性矛盾的范本，我们所不能忘记的是，8吨多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所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据专家估计，彻底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

　　相对论与量子学说的奠基人爱因斯坦，这个堪称人类最智慧的大脑，是他在二战前首先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为了对抗纳粹德国对核裂变的研究，美国应优先发展核武器；然而也是他，在1945年春，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于实验室阶段而没有武器制造计划后，马上向白宫提出不必要使用核武器。广岛核爆之后，爱因斯坦痛心地说，当初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也许是出于对核能双面刃中理性矛盾的深刻了解，他甚至懊悔当初从事科研――“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

　　切尔诺贝利，人类在灾难中清楚地发现，人类正处于自己改变自然所创造出的理性的阴影中――上帝创造了人类，却让他们自己毁灭自己。

　　1986年7月3日，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和库尔恰托夫核物理研究所所长在前苏联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指出，核电站“铀－石墨大功率压力管式”反应堆设计上的缺陷是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只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后来进一步的结论是：反应堆燃料棒的结构和保护系统不合理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

　　在人类理性的巅峰体验中，不可避免地也埋下了理性的缺陷，这就是灾难。而这一矛盾本身也许就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困惑，我们只能像美国作家弗兰西斯·福山追问历史的终结一样追问：“究竟历史是经过灾难才有进步，还是历史不过在每回浩劫间欲行又止？”与切尔诺贝利一起前行的是一组数据：1970年至1980年间，全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增加了80倍，1980年至1990年间又增加了1倍，1990年至2000年间仍然增加了11％。

　　20年来，自然却悄悄地在切尔诺贝利感性复苏：隔离区内人迹罕至，却成为野生动植物的乐园。而迁出的人们，也开始了缓慢而谨慎的回迁。一切似乎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但一切又似乎在解释什么。

　　到如今，切尔诺贝利的生态环境已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爆炸发生的当年，离核反应堆比较近的树木和动物都死掉了，稍远一点的树木不是掉叶子就是变色，隔离区内著名的红树林就是松树林因被过量辐射导致树叶变红而形成。第二阶段是接下来的6年，大自然慢慢在复苏，树木长起来了，动物也来了。第三阶段是从那以后，动植物好像就恢复了正常，但那片红松树林仍然保留了下来。

　　人类理性所没有找到的答案，大自然似乎试图写出一个可能的答案，那么在我们相信的理性之外，我们还应该相信什么？

　　切尔诺贝利，一个被人类抛弃的地方，是否会用时光来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