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做出了一项极有影响性的民事判决，对南京市民彭宇被诉撞倒老太太一案，法院判定原告胜诉，因为“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故而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赔付45876元费用。

    这项判决的影响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对社会道德底线有所触动。虽然法院审理认定，彭宇撞倒老太太“可能性比较大”，但绝大多数旁观者却从诸多证据中获得了相反的印象，即彭宇实际上是对老太太施以援手，在老太太倒地不起时搀扶了一把，甚至协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了医院。如果公众这种一边倒的判断是客观事实，如果彭宇的确是做好事却被反诬，那么，法院的判决无疑会让道德底线打一个寒战。有这样的判例高悬在上，从此谁还敢做好人好事呢？遇到麻烦时恐怕还是明哲保身为妙啊！

    此外，从一审判决书看，南京鼓楼区法院的主审法官在彭宇案中突出地运用了自由心证原则，但总的看来，运用得不够妥当，甚至出现了“超级自由心证”的倾向，涉嫌滥用自由裁量权。

    鼓楼法院的判决书多次使用了“从常理分析”、“更符合实际的做法”、“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这实际上正是法官运用自己对人情世故的经验，对案情事实进行某种逻辑推断，进而形成“内心确信”。但遗憾的是，这位主审法官所说的“常理”和“情理”，恰恰是主流价值观历来所反对的冷漠和置身事外。按照法官所谓的“常情”，彭宇如果抓不到撞老太太的人，就不该去搀扶老太太，而应该一走了之才对；按照法官所谓的“情理”，彭宇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应该“自行离开”，不仅不应该送她去医院，更不应该借钱给他们。恰恰是因为彭宇表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古道热肠，就被法官“心证”为撞人者，这该有多荒谬，又多么让人心寒。

    之所以说主审法官暴露了“超级自由心证”的倾向，还缘于法庭显然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审判基本原则，对证据的取舍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唯一间接的证据，即派出所笔录的手机照片也是由老太太的儿子拍摄的。离奇的是，笔录的原始文件在派出所里“失踪”了，派出所所长却称手机照片是他自己拍摄的。这份可疑的证据显然被法庭采信了。但另一方面，一位事发时在场的市民陈先生证明，他亲眼看到老太太“不知为什么就摔倒了”，彭宇是在老太太摔倒后“上前帮忙”的，但法庭却认为，陈先生的证词不能说明老太太是否为彭宇所撞倒。法官对证据的一取一舍，恰恰暴露出对常识的漠视，以及对证据价值判断的主观与荒谬。

    在本案中，法官自由心证的失当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这一判决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这对法律的尊严以及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伤害。

    人们对彭宇案一审结果的反感，提醒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绕不开的法官自由心证，对于我们的司法实务界来说显然还是一个难局。法官素质不高，庭外因素繁杂，民事审判的监督程序缺乏，都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存在着沦为暗箱操作和司法腐败的危险。

    彭宇案能否在二审中还原真相、实现公平，无论对法律还是道德来说都至关重要。还是引用一句套话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温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