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为弘扬保护珍稀动物的主题，中国邮政部门发行了两枚白鳍豚邮票，分别被称作悠然自得和环游潜底；2006年，一支由来自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长江淡水豚科学考察队，使用现代化的水面与水中搜寻设备，航行了数千公里的长江江面，寻找白鳍豚的活动踪迹，历时六周，但一无所获；2007年8月宣布，白鳍豚，这种已经在中国的长江中生活了至少二千万年，被称为长江女神的大型水生动物，已无恢复种群的可能。

　　在极盛时期，白鳍豚的数量至少超过5000头，20世纪80年代初就锐减至400头左右，鉴于数量奇缺，1986年白鳍豚被国际自然环保联盟列为世界12种最濒危的动物之一。1997年至1999年农业部曾连续3年组织对白鳍豚进行大规模监测，三年寻找到的数量分别是：13头、4头、4头，而2006年考察的结果则是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又必须要面对。"白鳍豚的保护，是失败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解焱直言，"而更多的野生动物受到威胁的濒危状况比我们预想的还厉害一些--每年都有物种在消失。"

　　在中国，有个成语叫一网打尽，描述的是捕鱼技术的高超。现在这个象征"收获"的成语，却用在白鳍豚身上，意义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成为给白鳍豚的挽歌。白鳍豚的灭绝，既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白鳍豚的消失，不免让人惋惜，却在意料之中。大自然在以其特有的方式警醒着人类，无度的索取、肆意的破坏，带来的必定是无情的惩罚。物种在消失，蓝天白云在暗淡，中毒事件层出不穷……一切都在警示着人们，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留给子孙可供呼吸的氧气还有多少？地球母亲可以忍受的极限是什么？当身边漂浮着种种垃圾，我们是否还可以安然地生活与工作，并憧憬着明天鸟语花香的世界？

　　一道道环境伤疤

　　被污染追逐的逃亡

　　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到河北X村，只有一小时的车程。这里，完全没有北京的喧嚣和繁华，死气沉沉。

　　村民刘保国目光呆滞，脸色灰暗，无精打采的坐在村口。他的女儿患有严重贫血，他兄弟的孩子也是同一病症。对生命的威胁，不断在这个曾经平静的村子里弥漫。由于重度污染，X村已沦为"癌症村"，这个可怕的字眼让刘保国不寒而栗。

　　X村三面临河，处于一条大河的包围中。10年前，在这条河里还能摸到大鱼，洗衣、饮用都没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在X村附近驻扎，大量污水源源不断排入大河，这条清澈的大河已经面目全非。

　　河流乌黑，散发着恶臭，水草以及鱼虾等活物早已灭绝。刘保国告诉我们，前几年，还能在这条大河里看到漂上来的死鱼，捞起来扔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用这条大河里的水灌溉庄稼，庄稼绝产。

　　富裕的人家渐渐都搬走了，留下像刘保国这样生活较为贫困的村民，留守在越来越无生气的村子里熬日子。刘保国的烦心事很多，最让他担忧的是他女儿的病和吃水的问题。

　　几经波折，他终于向有关部门证明他女儿的病和化工污染有关，他女儿获得了几千元的赔偿，但远远不够他给女儿治病的。由于没有医疗费，他女儿的病只能一拖再拖。

　　村口大河的水，人们早就不敢饮用了。村里的人们像被污染追逐着逃亡的难民，不断寻找新的水源。大河的水不敢吃，就吃地下水。但大河中的有毒物质不断渗透，会污染地下水。有一天，村民们惊恐地发现，从80米深的水井里打出来的水变红了，再也不敢吃了。在村民的努力下，由政府出面，X村附近的某家化工厂出资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X村男女老少都饮用口井里的水，这口井会定期上锁，定时供水。这口井到底能用多久，会不会某一天深井里的水也会变红？刘保国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

　　当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江河湖海、蓝天白云，才忽然发现天空没有以前蓝，水也没以前清澈，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充斥在我们周围，当污染事件恶化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只能被污染追逐着逃亡。

　　四川攀枝花盐边县的磷厂，曾多次引发磷难。2002年7月2日泥磷池挡墙塌陷，几十公斤泥磷冲入江中，黄磷自燃，烟雾一直从盐边县城蔓延到攀枝花市区，数百人入院治疗，人们仓皇逃走，盐边县城一时间竟变为空城。2003年7月31日，该磷厂6号炉塌料，大量有毒物质倾斜到江中，深夜凌晨还有一千多市民外逃，其惊慌状态与发生战乱时的逃难无异；2007年10月4日，黄磷厂又出事了。五号炉冷却管腐蚀破裂，磷大量泄漏，磷雾滚滚，有人听到磷泄露的风声逃出县城，街道变成空巷，竟看不到一个人影。

　　不断地出事，不断地逃亡，盐边县城人成了惊弓之鸟，逃亡成了他们逃避污染的本能反应。江这边只要有人喊一声"黄磷厂又出事了"，盐边县城就空了。县城愤怒了，不断抗争。直到2007年10月，黄磷厂终于不再吞吐"烟雾"。76岁的退休职工罗兴全听到这个消息喜极而泣，为了驱逐黄磷厂，他整整奔走了8年。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动物一样有着求生的本能，一旦生存环境恶化，他们也会开展浩浩荡荡的逃亡行动。

　　2006年6月，北京丽水桥附近的森林公园内，有两个天然湖，由于施工人员将污水引流到湖水内，导致湖水变质，散发出恶臭，湖面上飘着泡沫和塑料等垃圾。世代在这个湖中悠哉生活的青蛙，也开始了集体大逃亡。

　　古代，古人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逃亡；今天，有些人被环境污染追逐而逃亡。上面所说事例的人和青蛙还是幸运的，最起码他们还有逃亡的出路。如果是大面积的环境恶化，人们又能逃向何方呢？

　　2006年入夏以来，重庆、四川持续高温少雨，干旱发展迅速。8月27日，重庆市云阳县人在享受短暂的几天清凉之后，再次迎来摄氏40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还达到41-44摄氏度。四川出现1951年以来最严重干旱，而重庆大部分地区更是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热浪袭来，造成重庆、四川1887万人的饮水困难，农作物受旱面积多达320多万公顷，72.7万公顷土地绝收，粮食减产500万吨左右，直接经济损失150亿元。

　　2005年6月，浙江、福建、广西等中国南方六省遭受强暴雨袭击，造成严重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截至6月24日，共有1884.5万人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24人，失踪69人，因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133亿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导致全球变暖，大大增加了极端高温和强降水事件发生的频率。全球变暖不是一个人、一家工厂的责任，而是全球人的"共同战果"。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无论是个人的衣食住行还是现代化建设，都在源源不断产生二氧化碳，每个人都是产生"蝴蝶效应"的源头。

淮河之殇：90年代不洗马桶盖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

　　这是一首流传在淮河流域的民谣，揭开了这条千年大河的污染历史，也成为淮河流域遭受污染的真实写照。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穿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有大小支流近500条，是1亿5000万人民的母亲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古老的歌谣，描述着人们对母亲河的依恋，也刻画了淮河两岸的秀美富足。

　　1994年7月，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突降暴雨，颍上水库开闸泄洪。水经过之处河水泛浊，经专家取样检验，证实上游来水水质恶化，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这起将"水污染"形象化成"长达70公里的酱黑色污染带"、造成上亿元直接经济损失的淮河污染事故，使得水污染第一次进入政府高层视野。

　　由此，也开启了国家为一个流域制定一部法律的历史，《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的出台，使得淮河"有幸"又"不幸"地享受了世界上其他河流绝无仅有的待遇。幸运的是，在众多被污染的河流中，淮河先于其它河流被保护起来；而不幸的是，淮河被保护的前提--其污染的严重性超过其他河流。

　　淮河先其它河流一步，一度成为政府治理污染决心的表现。在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宣布的对中国"三江三湖"的一揽子治理计划中，"三江"中第一个就是淮河。但十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却在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会上表示，淮河水污染依然相当严重，有超过一半的地方水质还达不到要求，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果相当脆弱。

　　淮海还只是中国数条河流、数个湖泊遭遇污染的缩影。从北到南纵贯中国，进行一次2000公里的穿越，水污染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们第一站选择了黄河几字弯的拐弯处。九曲黄河从这里拐了个弯，之后奔流向南，这里的河水清澈，形成一道秀美的风景线。这就是地处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处的晋陕大峡谷，向来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峡谷。

　　在黄河奔流的波澜壮阔之声中，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却异常突出。

　　俯瞰黄河几字弯，北、南、东三面都覆盖着厚厚的浓雾，遮蔽云日，成片的工厂鳞次栉比的烟囱中散发出滚滚浓烟，刺鼻的味道弥漫在空中久久不能散去，冶炼之后留下的废渣遍地都是。这里密布着数不清的工厂，这是因为地下埋藏着距今1.4亿年前的侏罗纪煤层，使得这里的煤化工非常发达。但是曾经煤炭资源丰富的黄河金三角这个名字已经被人们渐渐淡忘，人们记住的却是由于污染严重而得名的"黑三角"。

　　托克托，晋陕大峡谷的发源地，蒙语意为"传宗接代"。托克托这个小县城连接了黄河的上游和中游。因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托克托密布着上百家发电厂，当地人自豪地说，北京的每三盏电灯，就有一盏是托克托人点亮的。

　　沿着晋陕大峡谷向南725公里，来到峡谷最南端出口禹门口，黄河在这里咆哮而出，这里也俗称龙门，典故"鲤鱼跳龙门"正是出自这里。龙门所在的河津县因为富有煤炭资源而被称为"三晋首富县"。全国26个省都离不开山西的煤。

　　跨越河津黄河大桥，进入陕西境内。我们从陕西的母亲河渭河的源头顺流而下，宝鸡是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大城市，河两岸企业直接把污水排入渭河，排污口异常醒目。

　　沿河继续顺流而下，宝鸡、咸阳、潼关……。渭河水质也越来越差，水到达潼关时已经变为劣五类。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两河交汇处黑黄分明。曾经水草丰美的渭河平原被当地群众形容为"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

　　沿着黄河向下游行进，我们来到一座六朝古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天的河南开封。在张择端所做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上，我们可以寻找到过去的繁荣，画面上，汴河穿城而过，舟楫往来，非常繁荣。

　　但是如今的开封，当年的汴河，现在的通济渠，已经名存实亡，虽然城内湖泊密布，但湖与湖之间却并不相连，断而不续，通而不畅，水城已经名不副实。

　　作为第一条断流的世界级大河，黄河于1997-1998年，第一次汛期断流，创下了断流 226天，长度720公里的历史记录。

　　在淮河两岸，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排污口，酱油色的污水喷涌着直排淮河，泛起白色的泡沫，散发着恶臭。

　　离开这条被称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淮河，一路向南，是"千湖之省"湖北，曾经的千湖目前只剩下不到500个。

　　湖泊在减少，湖北省人均淡水也在减少，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经接近了国际警戒线。而污染仍在加剧，汉江湖北段有50个排污口，长江沿岸有9000多家化工企业，每天有相当于一条黄河水量的污水排入长江。

　　再往南，进入湖南省境内。秀美的洞庭湖一直被称作是"长江之肾"，平衡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家家的造纸厂排列在洞庭湖边，滚滚的污水就这样直接排入了洞庭湖，最后注入长江。

　　离开洞庭湖，继续向南，来到中国南端的广东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小雨，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这种雨有很强的腐蚀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酸雨。在广州，老百姓说，十雨九酸，一年中，下酸雨的日子有……天，酸雨的酸度ｐＨ平均值为3.8，比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醋还要酸，醋的ｐＨ值大概是4。

　　2009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称，"中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总体面临的环境形势仍很严峻。"毋庸置疑，水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重大的社会公害。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是民间环保人士，花费数年时间，浏览了数以万计的网站信息，编制出一份《中国水污染地图》。点击"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一副完整的中国行政区划图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如果点开北京市所在区域链接，就会出现一副用不同颜色标注的北京市地表水质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除远郊区有一些水库、支流为二类水质外，北京市区地表各河、湖几乎全部被劣质的超五类水（属于严重污染）所覆盖。

　　在中国，2/3的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而有限的淡水资源也正在被滚滚排放的污水所破坏。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水资源奇缺的国家，2005年统计，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排世界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如果将难以利用的洪水径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扣除后，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则更少，只余下1100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

　　2008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6个检查小组分赴黄河、长江、淮河等流域调查水污染状况，得出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四大流域的整体污染现状已经成为常态；7大水系中有26%的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与其它级别的水质相比，五类和劣五类属于连农用水都不能做的"废水"，更不能饮用和接触人体。

　　中国幅员辽阔，但剩下的干净水源越来越少。作为生命之源，水的污染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对生存机会的掠夺。中国水环境问题很严重，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大的制约可能就是水。保护生命资源，我们义不容辞。但是，中国水环境监管的执法权威没有树立，刑事制裁手段严重缺位：

　　在2004年14起水污染突发事件中，除沱江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其它都无疾而终；2005年水污染事件中，也只有1起被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的18起水污染事件，仅有3起被追究；2007年的9起水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数目为零；2008年只有5起水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水污染犯罪的处理力度过小，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而水环境污染刑事立法也存在缺陷，致使追究水污染刑事责任的案例寥寥无几。完善水污染方面的法律，加大惩罚力度，才可以有效预防和整治水环境污染，还可以将环境污染的犯罪消灭在初始阶段，减少对环境的压力和社会危害。

　　脆弱的生存环境

　　喝不到干净的放心水，已不是刘保国和他的乡亲们独有的心病。水污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多年前，还可以对着水龙头喝水，现在已变成一件奢侈且危险的动作，我们的生活被桶装水和瓶装水所充斥，无形中也带动了一个数百亿元产值的行业。但不能保证的是，随着水源污染的波及面扩大，后天的桶装水和瓶装水，是否会重蹈自来水的覆辙，归为不能直接饮用之列。

　　当干净清澈的水，一天天变浑浊；当原本用作饮用的水，变成夺取生命的液体杀手，中国生态环境的其他方面，也在面对着无法回避的困局。与泛泛而谈相比，数据的说明更足够攻占人们的心智区间，以数据来描述环境现状，以数据来揭露环保"伤疤"。

　　2009年，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目前全国有180多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多年平均年土壤侵蚀量高达45亿吨左右，有3.6亿亩坡耕地和44.2万条侵蚀沟亟待治理。

　　如今，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80年代，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长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此后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

　　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昔日郁郁葱葱的林海已一去不复返。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面临无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生物物种加速灭绝。据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植物就高达4000-5000种。正式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的第一批植物有354种，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和国家规定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312种。

　　地下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在北方地区形成8个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的超产区，导致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

　　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三。煤能燃烧产生大量的粉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是中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被称"空中死神"的酸雨不断蔓延。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大气环境首席研究员吴兑说："工业发展超过环境负荷，珠三角从机械污染、化学污染过渡到多种污染并存局面。国外发达国家完成这一污染过程花了200年，而我们只花了30年，就完成了三个污染阶段的演变。"

　　作为公共物品，环境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不会因为消费人数增加了，而导致生产成本参加，这就给很多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由鼓励消费的市场引导，人们对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利用时，往往不会考虑环境本身的底线，导致环境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所以，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为市场盲点。

　　中国的环境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曾持续数十年，被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快感所掩盖。这一条条一路上扬的曲线，划出的是中国经济最美丽的线条，各地的GDP不断攀升，让我们在曲线中读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力量。但是，环境污染图表上的一条条曲线，同样是一路向上爬升，但是它却像一道道伤口，划破的是中国环境的底线。
　　谁在破坏我们的家园

　　经济增长投下的环境阴影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恩格斯

　　在河北X村刘保国看来，他们村周围的轧钢厂、造纸厂太黑心了，为了一己私利，夺走了他女儿的健康和他喝干净水的权利。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下，是它背后付出的隐而不宣的惨痛代价。很多像刘保国一样无辜的人，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不是连体婴儿，是不是经济发展就必须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中国有较严重的GDP崇拜。作为一把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子，GDP的增长，给我们带来的是，国民经济的增长，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生活的富足，涵盖了所有的方面，却惟独忽略了环境。在绿色与经济发展或政绩的博弈中，天平往往会向后者倾斜。

　　我国目前的体制仍然是赶超式的压力型体制，不少地方政府面临着GDP增长的考核压力。无论是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仕途出发，他们都会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位。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吸引投资，地方政府拿出了"不惜污染环境"的砝码。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作为，大大增加了环境监管的难度。人为的意识障碍，把环境监管的难度放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中国的市场化取向越来越强，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也越来越大。他们往往扮演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色，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惜破坏环境，地方政府的公共性被异化。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护环境，他们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天过海者屡见不鲜，以形式化的权力来应对中央的宏观政策。那么，中央打出的拳头再重，传递到某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地区，也成为强弩之末了。

　　2007年1月，环保总局西南督查中心不断接到投诉，称贵州六盘水发电厂和野马寨电厂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环保总局西南督查中心责令其停建。但地方政府只点头不行动，理由还振振有词，"贵州很穷，两个项目70多亿呐，每天停下来就损失上千万。"直到环保总局拿出了尚方宝剑--限批指示，地方政府才乖乖关停这两个违规项目。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突飞猛进，却付出了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2007年，中国GDP增长超过10%，与2006年相比，各省GDP增幅也都在两位数以上，广东为14.5%，江苏为14.8%，山东14.3%……各地以GDP的高增长率为荣，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硬指标。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每个地方都想要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也造成了对环境从未有过的急速破坏。

　　与GDP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污染的帐单也在一路攀升。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7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56.8亿吨，比上年增加3.7%。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46.6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44.3%，比上年增加2.7%；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6亿吨，比上年增加15.9%；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比上年增加32.0%，占当年GDP的1.36%。

　　黑龙江是全国纬度最高的地区，冬季采暖期非常漫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很高。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和消费机构不合理，黑龙江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路子。这种不合理的经济模式，导致黑龙江环境污染严重。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言辞犀利地指出："中国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我经常说，'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1/3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我们这种粗放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造成的。"

　　污染终究需要治理，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而来的成果再用来环境治理，后者的付出将多于前者，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投入，还在于污染对人类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付出的治理代价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收益，一个企业欠下的环境账，可能需要几代人偿还。

　　在对待环境上，西方发达国家走的就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百年前，曾经美丽的泰晤士河，就因人类的工业文明，变化成一条濒临崩溃的黑河。经济发展导致泰晤士河两岸人口激增，人为的破坏使得河内的水质严重恶化，1978年，河上行驶的"爱丽丝公子"号沉没，在死亡的640名遇难者中，大多数不是溺水而亡，而是因为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身亡。此后，这条又黑又臭的河水，还引发了英国历史上的四次霍乱。

　　相对于破坏的速度，治理的道路异常艰辛和漫长，甚至还要付出数倍于之前的努力，英国就付出了10倍于之前的资本，用于恶劣环境的治理。不同于英国等发达国家占据发展先机，中国经济起步晚，与此相对应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已经位列世界第一，3亿人喝不到干净的水，按照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没有等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环境已经支离破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也会被中断。

　　《吕氏春秋·义赏》："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眼光仅限于当前利益，结果会造成未来毫无利益可取。经济与环境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单项选择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正和博弈。
　　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垃圾场

　　有一家知名的外国机构这样评价中国所面临的水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将达到1.5%-1.9%。

　　在世界眼中，中国是一列加速度运行的列车，但列车上的空气并不新鲜，机箱中的燃料也在逐渐耗尽。这种发展不是轻装上阵的集约式发展，而是停留在高消耗阶段的粗放式发展。环境，当然是首当其冲者。

　　国际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在中国人带着他们游玩时，一个美国人讲了件事情，说他们在印度旅游时，印度人热情地邀请他们吃当地小吃，结果这群美国人全部都生病，而吃了同样食物的印度人却没有问题。讲完自己的经历，美国人又加了一句：你们中国人过去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言下之意是，你们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抵抗力也很强。

　　世界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局限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做过这样的测算，他们认为，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8%左右，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

　　1968年，正当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罗马，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o米都斯教授等合著的《增长的极限》，是他们集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这是人类对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中国更多地是在为全球的环境埋单。在试图改善环境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承受力的确较弱，另一方面无法拒绝发展的冲动。

　　30多年后的今天，"增长的极限"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普遍的存在，环境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在局部地区已经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

　　建国60年，中国GDP增长约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40倍，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背后不仅仅是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更多的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消耗甚至破坏。而且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剧，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中国的环境问题带有浓厚的世界性特征，更多时候，中国也是为全球的环境埋单。

　　一方面，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产品源源不断输入世界各国，与此同时，生产这些产品制造的垃圾却留在中国，中国渐渐演变成"世界垃圾场"。

　　一位专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曾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垃圾场'。"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依然没有走出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路线，没有摆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一双双普通中国工人的手，一天要制造上百个芭比娃娃、变形金刚、蜡笔小新。全世界80%的玩具出自这一双双中国手，他们编织着遥远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全世界孩子的童年欢乐。西方国家的大量低价订单，如同巨大的诱饵一样诱惑着这条急于积累财富的"鱼"。这些年，中国吞下了无数的诱饵，成就了辉煌的中国制造。

　　其它国家以低成本将产品带走，留给中国的是低廉回报和生产垃圾。

　　1909年，美国人Lo贝克兰首次合成酚醛塑料，为此后各种塑料的发明和生产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塑料在数百年内不会自然降解，成为今日威胁着全世界的塑料垃圾，即"白色污染"问题的根源。而中国现在正是全球最大的白色污染国之一。

　　1913年，美国福特公司创始人老亨利o福特发明汽车生产装配流水线方法，使汽车成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而汽车生产的重污染已经被西方国家所认识。但不久前，英国"百年老厂"罗孚汽车公司被中国的南京汽车集团竞购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

　　1980年，一场异常的寒流袭击了欧洲，在德国苏台德山脉的"黑三角地带"，大片早已被酸雨侵蚀得表皮剥离的枯黑林木，像一盘骨牌般纷纷倒下。这块地方日后被称为"森林的墓地"。而如今，中国南方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

　　在1990年代早期，国际社会制定了《巴塞尔公约》，禁止危险废品的贸易，而中国广东汕头的贵屿地区因电子垃圾处理产业而闻名于世，那儿的小孩血液含铅量超过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标准的两倍。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环境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环境污染，离不开世界的"贡献"。客观的立场，带动理智的思考，催生公正的结论，对于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不应该只归咎于中国。

　　中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生产带来的污染，还要连带他国的压力，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尴尬。改变"世界垃圾场"式的发展方式，首先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产品出口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贸易壁垒"，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贸易壁垒。
　　谁卡住了治污的脖子

　　刘保国的女儿病了，刘保国知道是化工公司的水污染了水井。这个道理，连村里最糊涂的张老太爷都懂，有关部门却一再称看不懂。"要给女儿讨个说法，索要赔偿为女儿治病。"刘保国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但是他感觉他是在攀升一个延伸到绝望的梯子。

　　刘保国找到肇事公司，公司的人根本不买刘保国的账，"我们投资商只和政府接触，有什么事，找你们政府去！"

　　村上和镇上的干部这样推脱，"我们的孩子都没事，怎么就你的孩子出事了？"

　　到县信访局，信访局说，"这些化工厂可是我们县的纳税大户，可别被你搅和了。"

　　到县环保局，环保局认为刘保国提供的检测报告是作假的--刘保国私自在送检的水里添加有害物体，但又拒绝重新检测。

　　直接去找县委书记，刘保国被县委书记的秘书痛斥了一番，"你家孩子生病了，找书记要钱治病？笑话！"

　　有人悄悄提醒刘保国，环保局与这些化工企业的关系不一般，找找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终于答应了，但在县卫生防疫站到刘家水井采样检测的当天，刘保国当场被肇事公司的保安打个半死。不久后，出门买菜的刘保国被几个蒙面人拖上面包车，一阵拳打脚踢后，被一脚踹下车。

　　实在无计可施，刘保国和他的乡亲们堵在化工企业的门口，最后刘保国等人分别获得了几千元不等的赔款。政府对他们的警告是，"下不为例，若再犯一律抓起来。"

　　刘保国怎么也想不通，都要出人命了，村里都有这么多受害者了，为什么这些轧钢厂、造纸厂还耀武扬威地继续存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污水怎么还敢排到他们村里的大河中?

　　这些善良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当地政府对这些投资商偏爱有加，并放话说，"你们来投资，赚了算你们的，赔了算我们的。""万丈豪情"背后，隐藏着多少人的无奈和心酸。

　　在有些仍对GDP痴迷的地区，休说治理污染，中止污染都是这样难。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每个方面，表面看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以前中国是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是边污染边治理。但是，治理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某些产业的低利润与恶性竞争，导致很多地区的污染治理成为空头支票。

　　内蒙古河套地区有一个青霉素的项目，很多企业甚至包括外资企业，直接往黄河里面排抗菌素废弃物。抗菌素废弃物消耗大量的水，而且里面还含有青霉素。同时，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很严重，恶性竞争最终体现在利润上面，谁不治理污染，谁就便宜。治理污染，则一定要提高成本。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企业污染问题，甚至变相怂恿企业污染。

　　而且，改善环境绝非朝夕之功，而地方官员的任期又是不确定的。在经济利益与改善环境进行抉择时，他们的"理性选择"是选择见效快、出政绩的GDP增长，而不是滴水穿石才能见效果的环境改善。同时，由于环境的外部性，即使地方政府拿出财力与物力加以改善，很难有统一而准确的标准判断，这是本地政府的功劳还是相邻政府的成果。

　　同时，在法律上，我国对环境污染的处罚很轻，甚至仁慈。对环境污染者的过度仁慈，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抱有这样的心理--反正处罚也不重，罚就罚吧。一个造纸厂购买治理污染设施，每吨纸的成本要增加150元。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一个每天生产百吨的小造纸厂，每天可降低15000元的治污成本。而法律对他们的处罚只有一次，最高10万元，仅7天，他们就能把处罚款赚回来了。

　　环境治理是一项系列工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和相应的财政作支撑。美国开始大规模治理环境问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1000美元，日本虽较低，也超过了4000美元。目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000多美元。治理环境污染，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天津，仅清理海河垃圾，他们就每天派出300人，9艘保洁船，进行水面、堤岸和周边环境方面的清理，每年投入高达400万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就曾说过，扣除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有些省份实际GDP增长，可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要漂亮的GDP增长报表还是要环境？只要经济不要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何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各地环保局长肩上的担子尤其重，一头是经济发展，一头是环境改善，偏了哪头，都要犯错误。

　　新乡市环保局长唐艳青：我们当时市委书记就跟我讲，如果新乡市的水的环境质量改善不了，就是这环保局的一班子人，我要给你解散，当时感到工作任务太重，压力太大，躺下来就是这么一套子事儿。

　　吴江市环保局长范新元：难在每关一家企业，你断了他的财路了，他不要跟你拼命啊。我们这边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不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

　　宜兴环保局局长：我们每次去检查的时候，污水处理设备都开着，走了机器就关了。有的企业就没有污水处理厂。

　　刘向东，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他，每天，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做好环境，一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寻找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成了刘向东最头疼的问题：有人说环保局长是全国最难当的官员之一。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种上班恐惧症，一到星期天晚上就恐惧，因为想到第二天就又要上班了。我的压力特别大。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因为自己的执法和决定断送自己的前途。

　　在2007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一共有五大方面16个地方提到环保，而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还仅仅只有6处。

　　但是，日渐恶化的环境已不再留给我们等待的时间了。

　　我国已经到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阶段，发达国家在百年发展后呈现出的污染问题，此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在全球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情况下，环境问题也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污染恶化，带来的将是国际关系的紧张，由此也会蔓延到经济合作，最终拖垮的只能是经济发展。

　　在未来15年内，人口可能会达到14.6亿，经济总量会翻两番，资源消耗、污染控制水平与污染负荷也会增加4-5倍，也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时期。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严重抵消经济发展成果，对全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成重大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与责任感，切实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尽管治理环境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甚至会影响GDP的增长速度，但我们已无回旋的余地，这个阶段我们无法跨越。
 

　　水更清，天更蓝

　　《只有一个地球》翻身记

　　由于污染严重，河北X村也成了"明星村"。前来采访、卧底的记者络绎不绝，反而给寂寥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生气。刘保国很不以为然，"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那谁来会有用？""当官的，而且是当官里的管事的。"

　　在老百姓眼里，只有政府才能解决他们的污染之痛。的确，环境治理上，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环境是公共物品，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必须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环保思想，但鉴于当时经济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尖锐，环保并没有提升到系统高度。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环保意识也逐渐系统化。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专著《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呼吁：保护地球、拯救地球。而四年后，石油化工出版社也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的中译本，将山林川泽视作"天财之所出。"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时，讨论国际环保问题的罗马会议召开，对中国提出邀请，周总理派出徐国平等人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归来，徐国平等人对总理报告说，就是三废问题，即废气、废水和废账。当时，周总理说："我们不是有一个有关三废的办公室了吗？"

　　而当时《只有一个地球》的出版，其目的也是拿其作反面教材，序言上的一段话可作为证明，"为了便于在这一领域中与帝、修、反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把《只有一个地球》一书译出，作为反面教材，供领导和有关同志批判。"

　　随着国际能源危机出现，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问题才引起足够重视。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o环境科学卷》，《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才"翻了身"，因为它"指出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呼吁中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25年后，这部书再度浮出水面，并被吉林人民出版社列入"绿色经典文库"，迎来对它的公正评价，并在序言中写道"世界环境史上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环保、污染、生存质量观念，这些过去在工业化字典里不存在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政府的议题中。1973年4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烟囱除尘工作的意见》，是国家有关部门最早提出的法规性文件。此后，一系列环保法规逐步出台：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规定。

　　同年，中央在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时提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提出要求。这一年，中国第一部环境法出台。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

　　1989年4月底至5月初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环境保护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

　　1992年中央9号文发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

　　2007年可以列为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最具标志意义的一年，从这一年起，环保作为基本国策开始真正进入社会发展的主干线。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更名环保部。到2008年为止，我国共签署了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迄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15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规章和地方法规660余件，基本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体系。

　　此外，国家对环保部门的改制，也体现了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1984年，国家环境领导小组改称为国家环境保护局，行政级别由科级变局级，隶属建设部；1987年，国家环保局独立直属国务院，升为副部级单位；1998年，改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

　　中国的环保认识逐渐升级，让人们恢复了对蓝天白云的信心，也看到了污染治理的信心。随着国家在环保方面立法和认识的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不再是盲区，也不再是难题。
绿水青山才是永续利用的GDP

　　为绿色家园刻上道道伤痕的，恰恰是中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大大加剧了能源和资源消费速度，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时，工业发展的污染物也源源不断排放到环境中，这大大加剧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这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场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着失灵现象。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企业进行生产时，向环境排放大量的污染物，虽然损害了公共环境，企业却不需要为此付出生产成本，即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社会的边际成本。企业急功近利，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利益，这就是表现在环境污染上的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市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然而，在环境保护上，不但市场会失灵，政府也失灵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这样定义政府失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或（导致）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在环境保护上，政府不但没有克服市场失灵的缺陷，反而发生角色错位，纵容某些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加剧了市场失灵。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生态赤字越来越严重。

　　治理环境污染要对症下药，其中，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关键。克服市场失灵，还需从政府介入下功夫，但良好的政府介入，需以克服政府失灵为前提。因而，化解政府失灵是重中之重。

　　要改变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决策错误，就要从根上下功夫--制度安排。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但很多人把发展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或GDP增长。对官员的考核体系也是以经济业绩为核心，如果完成经济目标，就会"加官进爵"，否则，会被降级。结果，地方政府把GDP增长作为硬指标，把环境治理作为软指标。只有彻底改变GDP一"指标"独大的状况，把环境改善纳入官员的考核体系，才会根除政府失灵。只有"好山好水也是好政绩"，才能保住我们所剩不多的青山绿水。

　　事实上，高层政府已经开始使出杀手锏了。

　　在2007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8次提到环保问题。年终，政府又出台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将"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纳入其中。中组部参与《考核办法》的制订，制定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这些几乎都是执政党一贯的政治治理方式中最严厉的手段。

　　对于政府与有关部门的举动，各地政府意见各不相同，但以支持者居多，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表示，"国务院又确定了具体的减排指标，这是史无前例的，然后复制于，刚才说的一票否决，考核，这个压力当然是空前的。面对强大的减排压力，山西省决定一年关掉3000万吨焦煤。"山西环保局局长也表示，"比如说我们的阳泉也好，大同也好，临汾也好，当年临汾环境污染在全国名列第一，现在通过四年多的治理，已经退出了前十名。"

　　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包括山西省在内的很多城市污染治理也初见成效：深圳南头半岛污染企业每年削减二氧化硫1.84万吨，减排烟尘1300吨；洞庭湖水质已得到很大的改善，由劣五类水质变为三类水质……

　　拆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伞，就等于拆了污染类企业的后台，有利于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对于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国家也应从政策和法律双管齐下，逼迫企业搬迁或转型。

　　2007年7月30日，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一些环境污染企业"榜上有名"，诸如科迪食品集团、蚌埠农药厂等30家企业。

　　将经济政策引入环保领域，与传统的罚款等环保行政处罚措施相比，增加了违法排污企业融资成本，甚至切断严重违法企业的资金链，这招"釜底抽薪"的措施，扼住了污染企业"命脉"，可能是减少污染的"良药"。

　　在制造环境保护法律方面，中国政府日渐成熟。但是，人们普遍反映，法律对污染环境的行为的惩罚力度还不够大，对污染犯罪设置的门槛过高。就拿污水排放来说，如果企业偷排私放，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被罚20万元。而且，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企业只需罚款一次，就可排放一年。

　　中国现行刑罚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门槛太高，只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一个企业排出的有毒物质，即使把一条江里所有的活物毒个一干二净，只要没出人命，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法律的心慈手软，换来的可能是环境的急剧恶化甚至无辜者的性命。重典之下，才有效用。

　　绿水青山才是永续利用的GDP,是政府出重拳的时候了。

　　民间的呐喊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与法律远未达到全面覆盖的地步。在中国，还存在很多藏污纳垢的角落。只有广泛的公众参与，才是推动环保最有力、最根本的力量。

　　从利益主体上看，公众才是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水被污染了，公众就喝不到干净的水；空气被污染了，公众就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农产品被污染了，公众就吃不到卫生的食物……一旦公众参与环保，在污染与治污的博弈中，就多了一支强大的正向博弈力量。

　　随着中国治污力度的加大，很多企业已经不敢光明正大地排污了，但他们也有不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招数：购买排污设备，但排污设备只是个幌子，有关部门检查时充充门面；把排污口藏在隐蔽地位，不熟悉当地地形的检查人员，根本找不到出污口；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业绩，对违法企业的污染行为听之任之……仅靠环保部门的力量，恐怕很难根除污染顽疾。

　　公众参与则具有人多势众、熟悉企业排污规律的优势，可以对企业实施全面监控，成为遏制环境违法的大规模建设性武器。没有公众参与，排污治理可能就是盲人摸象。

　　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吕楼村农民宋克明就是公众环保力量中的一员。

　　截止到2006年，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吕楼村农民宋克明的自费调查污染之路，已经走了10年了。

　　1993年，由于吕楼村附近一家冶炼厂的粉尘污染，患癌症的村民越来越多。1995年，宋克明的父亲也患了癌症，最后医治无效死亡。从此，宋克明踏上了漫漫污染调查之路。在他的坚持下，这家害人的冶炼厂终于关闭了，而他的父亲和他的乡亲却再也活不过来了。

　　在宋克明看来，厂子的关闭"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确实存在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多赚钱而断了子孙后代的路。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挽回那些患癌症村民的生命。"

　　流经长垣县的文岩渠，由于上游的造纸厂将大量污水排到渠内，导致文岩渠污染严重，清水变黑水，河里再无活物，人们再也不能用渠里的水浇庄稼了。2002年，宋克明进行了10天的调查取证，向有关部门反映文岩渠的悲剧。

　　这时，宋克明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无助，他需要集体的力量。随后，他创办了全国县级第一家、黄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并发起了万人环保大会。2006年，宋克明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民间组织实施的"黄河民间监护站"。

　　10年环保路，宋克明花费了10多万元。一直奔波于环保，无暇挣钱，家徒四壁，儿子因为贫困辍学，破落低矮的院子夹杂在乡亲们的楼房里，格外刺眼。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2006年4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拿到了中国环保个人奖项最高奖--"地球奖"的奖杯。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宋克明那样执著于中国的环保事业，公众环保的参与度仍然较低，这与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弱和参与渠道不畅有关。

　　在2008年"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调查排名中，环境污染问题，紧紧跟在"物价问题"和"食品安全"之后，关注比例为37.7%，位列第三。环境问题引起重视，但并不代表公众环保意识强。在调查的细化项目中，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4.5份，环保行为得分为37.0份，环保满意度得分为45.1分。令人惋惜的是，所有三项指标都没有达到及格线，公众个人的环保素质，依然是环保活动中的一片"洼地"。

　　河北X村的刘保国为给女儿讨个说法，多方奔走，但处处碰壁。归根结底，在于政府没有搭建一个合适的公众参与平台。如果公众找不到畅通的渠道，吃了几次闭门羹后，或许就偃旗息鼓了。

　　公众参与是中国环境保护的"晴雨表"，作为环境保护的最大也是最重要参与者，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行为都亟待提高，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仍处于"警钟长鸣"时期。国家应继续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做足功夫。只有公众真正参与到环保活动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被阴霾遮挡的蓝天才会重新出现。
　　多少发电站被爆破了

　　环境污染的事实，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处理，环境治理的希望在哪里，成为关键问题。

　　现在，曾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的鲁尔区，是一个碧水蓝天、空气清新的公园式城区。但上世纪50年代时，这里还是烟囱林立、空气污浊，那里的莱茵河还因为污染严重被称为"德意志最脏的河流"。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的鲁尔区，还以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工业为主，是德国的"煤钢基地"。

　　随着发展后遗症的显现，德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鲁尔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教育等现代产业。原本主要生产石油管道的曼内斯曼公司，是德国工业的缩影，在100多年里，一直是世界钢管生产最高品质的代名词。在完成工业使命又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曼内斯曼公司开始转型，涉足德国移动通信市场，如今已经成为德国移动通信市场的两大主要运营商。

　　经过30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鲁尔区"脱胎换骨"，代表了一种新的工业生命，而且是环保的、科技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中国的上海也走在这条路上，现在清澈见底的苏州河曾经是一条臭水沟。1920年前后，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苏州河，苏州河水面开始黑臭，鱼虾逐渐绝迹，到1978年，上海境内河道全部遭受污染。1988年，上海市政府拉开整治苏州河的伟大工程，经过三个阶段全国整治，苏州河又回复到昔日风采。而上海这个曾经的工业化城市，也通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信息、高科技等产业，成为中国金融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产业升级给上海带来了碧水蓝天。

　　中外污染治理成功的案例，带给我们无限希望。在希望之路上，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痼疾上继续下猛药。

　　中国人治理环境污染的气魄，很是让世界惊叹！

　　在小龙潭发电厂屹立23年的6台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在滚滚烟尘中成为了历史。这天上午，中国国电小龙潭发电厂现场爆破拆除仪式隆重，但充满忧伤，厂里4000多职工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许多人在烟尘中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次爆破意味着厂里1600多名员工就要进入不限期的转岗就业。

　　小龙潭发电厂6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成功爆破意味着，该地区将每年节约标煤167.8万吨，每年减少排放7.5万吨二氧化硫、7400吨氮氧化物和4400吨烟尘。

　　23年前，小龙潭发电厂拉开了云南能源开发的序幕；23年后，小龙潭发电厂又举起了环保大旗，为能源开发的苦果买单。5秒钟。23年辉煌戛然而止。

　　中国这些年，这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这些年，中国大规模关闭小火电，这种举措让曾经是日本丰田公司总裁，现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的张富士夫惊叹不已。他后来对日本媒体透露："爆破发电站这种事儿，日本人连想都不敢想。要是中国人这么敢干的话，那任何严重的环境问题都不在话下吧。"

　　国家环保局2008年起,使出了有史以来最重的杀手锏。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这个技术手段的杀伤力在于，如果一个地区的某一个项目违规，将有可能导致该区所有项目都要"连坐"，暂缓审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行政手段的重点监管对象从单个项目转向了地方政府。

　　山西吕梁中铝焦化一期60万吨机焦项目现场，这个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实行区域限批了。对于吕梁市来说,是一声炸雷，或者说是当头一棒。

　　做为贫困地区，吕梁一向是山西经济发展落后的典型。限批令下达的时候，全市正召开推进经济发展大会。吕梁市市长谈到，"正是在加快发展的热头上的时候，"哗"来了一瓢凉水。我们准备大干一场，让老区人民尽快把产业立起来，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这个区域限批都干不成啦，一下子我们感到压力十分大。"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一份报告说，2007年1至6月，吕梁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累计达到138天，同比增加37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4％，在全省11个重点城市中的排名由倒数第一上升到正数第五。某种程度上说，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应当归功于国家区域限批政策。

　　这次被列入"区域限批"黑名单的有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这4大电力集团，以及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吕梁市、贵州省六盘水市、山东省莱芜市这4个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行政区域。

　　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除了要调整产业结构外，还必须以相关法律法规、污染源的控制等工作来配合。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任务虽然任重道远，但充满希望。如果我们的力度足够深入而绵长，环境质量的改变，就在不远的将来。
 

　　回归绿色家园

　　2009年初，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监测数据汇总结果，2008年我国环境质量状况呈改善趋势，有望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2006年，面对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的现状，"十一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了以下目标：单位能耗下降20%，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下降10%，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下降20%。这是环境治理的目标，也表达了国家对环境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汇总数据包括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环境空气的每日监测数据、425个城市的酸雨监测数据、746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的监控级别，分国控、省空、市控、县控）的每月监测数据，以及113个环保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每月监测数据等，数据总量多达2500多万个。监测结果显示，七大水系中55.0%的国控断面优于Ⅲ类（可以用作生活用水），95.6%的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292天；这两项都达到2010年规划目标；此外，23.1%的地表水国控断面为劣V类水质（主要用于农业用水），比2010年规划目标超过1.1%。在所有207个"十一五"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确定的水质目标考核断面中，59个没有达到2010年要求，只占28.5%；148个达到2010年要求，占到71.5%。

　　十一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只是环境改善的一个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通过各地努力，环境也都有很大改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或微观或宏观的事例，看到改善的结果：

　　稀缺物种重新出现。2006年，青海省实行"人退湖进"政策，青海湖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善，就在湖边，一位老人还发现了绝迹多年的湟鱼，这种鱼十年才长半斤，是青海湖中的特产。

　　在另外一些城市，堆积如山的垃圾正在创造着财富。位于江苏盐城的一家发电厂，它的原料不是煤炭也不是石油，正是被人们丢弃的生活垃圾。这个发电厂每日可以消化400吨生活垃圾，日发电66万千瓦时。此外，云南昆明的垃圾发电厂，年发电量达到1.8亿度；广东广州的发电厂，年发电量可达1.2亿度。截止2007年底，全国垃圾发电厂总数已有75座。将垃圾经过焚烧等处理方式发电，既解决了原来填埋处理带来的土地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又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变"废"为"宝"，是环境治理的创新，也是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向。

　　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还建造起一道"绿色万里长城"--三北防护林。从中国的西北新疆蔓延四千公里到东北黑龙江，三北防护林阻挡了风沙的侵袭和沙漠化的逼近，还促进了三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快速增长。木材及林产品不断增加，过去缺林少木的状况发生改观，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增经济林达到5670万亩，建设一批新果基地，年产干鲜果品1228万吨，总产值达200多亿元。

　　……

　　环境改善不是朝夕之功，可能是延续几代人的任务，但坚持科学发展观，将节能减排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行动中，从改变身边的小环境做起，环境改善或许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2009年，有一个词悄然走热，叫"地球一小时"。它是一项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环保活动，倡导3月28日晚8时30分到9时30分，关灯一小时。按照活动方案，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依时区逐一关闭身边的灯。

　　这将是一场"熄灯接力"，从新西兰的查塔姆岛开始，"黑暗"将一路西行，穿越悉尼、北京、伊斯坦布尔、巴黎、伦敦、纽约、墨西哥城等千百个城市，包括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北京的"水立方"、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都将褪去亮丽的装束，朴素地伫立在星光下。这是由10亿人共同创造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显示了全球民众对保护环境的信念。无怪乎人们将其称为美丽的"黑暗时刻"。

　　尽管"地球一小时"活动只有短短的3年历史，但从2007年悉尼首次响应这一倡议，220万人率先在同一时间关上了灯，到2008年参与者就发展到了3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万人，而今年这个数字更是有望攀升至10亿。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有更多的机关、企业、家庭加入这一行列，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都将参与。

　　"关上灯，点亮希望"是2009年"地球一小时"的宣传语。在人们的踊跃参与中，我们看到了希望。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