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睿贤，1934年生，1951－1952年在清华大学、1952－1954年在北京航空学院、1954－1956年在交通大学就读，大学本科学历。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前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民进中央副主席，曾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主任。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并以主持人身份获部委、院、省级科研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以主要参加者身份获国家级二等奖1次。曾主持完成一项国家攀登项目。

    一次就能源问题采访蔡睿贤，他拿着采访提纲认真地看过，然后说：“8道题，实事求是地说，我只能回答得出5个，得62.5分，真是很悲哀呀！”笔者很希望他多回答一些问题，但蔡睿贤说：“要实事求是，专家也不是万能的。例如手头没有资料，凭记忆，我只能保证头一、两位数字是准确的。”记者说：“60分及格，及格就是合格。”可他说：“不，我这个人是要得五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是五分制）

    求学时代——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蔡睿贤出生于广东著名的侨乡台山。近代，由于贫穷，那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形成了出洋的传统。从曾祖父到父亲，蔡家的每代男人都走出国门到美国谋生。他父亲8岁到美国，凭着自己的勤奋刻苦，边打工边学习，考入了美国著名大学，学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专业。他的父亲看不惯白人的趾高气扬，愤然于种种的不平等，在30多岁时毅然归国。

    从小学到中学，蔡睿贤一直品学兼优，1951年，即将从中山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的蔡睿贤，朝气蓬勃，充满自信。本可保送上中山大学，但梦系蓝天的他，一心想学最尖端的航空科技，放弃了保送，毅然报考清华大学，并终于如愿以偿，顺利地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但随后的学习经历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蔡睿贤的大学求学经历，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读一个本科，他辗转了三个学校——清华、北航、交大——在清华念了一年，赶上院系调整，转入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现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发动机制造专业。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航空这样的军工专业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相当严苛，全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转出了北航。虽然蔡睿贤当时是班长，还是校足球队主力，学习成绩也是全班最好的，但因为他有太多的海外关系，仍不能幸免，也不得不转到了交通大学。航空梦落空了。所幸的是，在交大，他继续学习的仍是先进的发动机——涡轮机专业，并从此与燃气轮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里，蔡睿贤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佼佼者。他是个不唯书本、不唯权威，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一本当年苏联《材料力学》教科书翻译本，被他挑出了多处错误，并一一注明改正。离开北航去交大的时候，教材料力学的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把那本改过的教科书留下。

    1956年，蔡睿贤以涡轮机专业课程全部满分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被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叶轮机械三元流理论的创始人吴仲华点名要到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做吴先生的助手。在清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吴仲华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他全面发展了中心流线法，使其计算精度与速度均有十倍以上的提高；他指出吴仲华理论还应加上环壁约束条件并导出了其简明示式；给出了可模拟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的解析解。他的这些早期成果荣获了中国科学院一等奖。

    长春岁月——研制中国第一台燃气轮机车

    两件事使蔡睿贤下定决心从清华调出。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他在京的交大同班同学几乎全被打成了反革命。事情起因于一位受批判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自杀前写下绝命书，检讨自己的罪行。他确信自己有罪，但实在不知道自己具体搞过什么反革命犯罪活动，最后终于想起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并认定是那次吃饭时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他的自白书使全班很多同学都成了反革命。那次聚会蔡睿贤因为不喜欢吃辣没去，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在京的同班同学都成了反革命，这使蔡睿贤心中郁闷万分。

    另外还有一个难题也困扰着他，那就是长达十余年之久且看不到尽头的夫妻两地分居。俩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则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边疆思茅。每年一次的探亲，他只有21天探亲假，多一天都不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交通很不发达，云南不通火车，从北京出发，如果先坐火车，再辗转换长途汽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即使一路上按最顺利的情况计算，单程也需要11天，差一天到不了那个边疆小镇就得往回返。那么只能坐飞机，但一趟机票400多元钱，这对当时每月只挣60－70元的蔡睿贤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他只有靠翻译文章多挣点钱买机票。1972年底，他下定决心和妻子一同调往长春机车厂，长达十多年的夫妻分居终于结束了。

    “文革”时期的长春，仍是个苦寒之地。漫长的冬天，滴水成冰，每天的副食只有大白菜、土豆。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蔡睿贤夫妇俩都是广东人，在祖国北疆生活的不适应可想而知。而长春机车厂，也只不过就是个修理蒸汽火车头的工厂。所幸的是，长春机车厂军宣队的领导颇具战略眼光，知道蒸汽机车是没有前途的，早晚要被淘汰。他来自空军，知道飞机发动机是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力机械。他决定，工厂要制造出中国自己的第一台燃气轮机车！

    蔡睿贤作为工程师，参加负责研制机车的心脏——发动机。当时，燃气轮机车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火车头，世界上只有美国等少数先进国家能制造。长春机车厂的条件非常简陋，当时连一台计算器都没有，数据计算要跑到哈尔滨汽轮机厂去做。整个的工程设计，计算量大的惊人。蔡睿贤曾领着另外两人，往返于两个工厂之间，计算一项强度问题，他们把哈尔滨汽轮机厂的几台老式真空管计算器，算坏了修好，修好又算坏了好几遍。在研制过程中，他们要克服随时出现的每一个困难，才能把设计图纸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智慧伴随着辛勤的汗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他们集体在国际上首创发现了实用的多级轴流压气机的内环气动效应，使后来的国内航空与地面多型机组按此发现改进了性能。此外，蔡睿贤还论证了原来转子强度计算办法不当引起的转子变形，提出了新的办法和设计，消除了变形。经过昼夜苦战，国内领先水平的长征2型燃气轮机车终于成功地诞生了！经过试验，达到了原定的实用要求，受到专家的啧啧称赞。

    在长春机车厂的6年，蔡睿贤从修理火车头干起，一直到设计、制造出燃气轮机车。工厂生涯的磨砺，加上在清华大学造就的理论能力，使蔡睿贤成为难得的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工程热物理专家。

    1978年，蔡睿贤调回北京，先后在中科院力学所和工程热物理所工作。在工程热物理所，他创建了叶轮机械内流和总能系统两个组，并担任首任组长。这两个组的接班人中，后来有的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有的拿到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他进一步完善了吴仲华先生的三元流动与总能系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

    乐观创造生命奇迹

    蔡睿贤小时候心脏不好，医生曾断言他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但他坚持长期锻炼，终于克服了病魔的侵扰。体育运动不仅给予他强健的体魄，也锻炼了他顽强拼搏的意志和乐观豁达的精神，使他在今后的科研和生活中受益无穷。

    1958年，全国都沉浸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清华大学也不例外。青年教师蔡睿贤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科研攻关中。夜以继日的奋战，成就了科研成果，却摧毁了他的健康。一次连续72小时没合眼后，他咳嗽得差点儿没把肺吐出来——原来他染上了肺结核！而且非常严重，肺部已经出现了空洞。医生说，“没见过你这样的，病得这么严重还熬夜连轴转。多亏你身体好，还能抗得住”。所幸的是这次患病很快痊愈了。

    1962年，在完善吴仲华先生三元流理论中的中心流线法的工作中，为了计算数据，蔡睿贤又开夜车，结果肺部上次同样的地方再次出现空洞。这在医学上意味着没救了，必须把肺切除。蔡睿贤跟医生说，“既然没救了，手术以后就成残废人了，那就让我先出去休息休息吧，回来后再挨刀”。医生说：“你已经加夜班变得像头瘦猴，1米76的个头只有55公斤，就放你三个月的假，养胖了再回来开刀。”三个多月后，游历了大江南北的蔡睿贤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准备做手术，医生惊喜地发现“断层”拍片检查的结果，片子上看不见任何空洞，并告诉他：“你的肺结核不必开刀了！这在医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是一个奇迹！”
 
    是啊，这不仅是医学上的奇迹，更是生命的奇迹！蔡睿贤以他的乐观、顽强，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参政议政“说到不白说”

    1987年蔡睿贤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的政治生命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蔡睿贤毕生都在演绎着“求真”二字。这是他的性格，更是他的追求。这种求真务实的风格也体现在参政议政方面——他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办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没有半分虚假和浮夸。

    他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政协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讲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蔡睿贤补充进一句：争取“说到不白说”，他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说：“四句，这样就完整了。”他是这么说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