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铨，原籍江苏省无锡，1939年1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0至1982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天津大学精仪学院名誉院长，天津大学激光与光电子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天津市第九届委员会主委等。曾应邀在美、英、法、德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讲学并开展合作研究。

    毕生追“光”做学问

    2002年11月30日，对著名激光与非线性光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姚建铨来说，是他在激光领域的研究工作进入崭新阶段的一天。在这一天里，由他主持的四个科研项目通过天津市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项目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此次通过鉴定的“高重复频率、高平均功率的全固态绿光激光器”，在可调谐激光器的泵浦源、流场显示、海洋探测、光电对抗、污染检测、铀同位素分离的泵浦源、激光医疗及激光加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姚院士的又一个研究高峰期到来了。

    姚建铨院士1957年由苏州中学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了天津，从事激光技术方面的研究。

    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到一位卓有成就的中科院院士，他的成长历程印证了“付出是绝对真理”这句名言。一般人看来无比枯燥的物理实验对他来说却是美妙的享受。几十年来，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实验室，思考并安排一天的工作，用一个接一个的试验项目，排满了他的工作日程。每天只有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能得到一点空闲，其他时间不是在教研室，就是在实验室。作为一位60多岁的专家学者，他精力非常充沛，做事节奏很快，经常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他总是说，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科学家，他要在有生之年尽量为国家多做些事。就是这样，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

    几十年的付出为他结出了累累硕果。早在1985－1988年间，姚建铨院士在高效率倍频激光器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创新成果，就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尤里卡发明金奖和一级骑士勋章等，形成了他在激光技术领域中的第一个研究高峰期。1991－1995年间，他在可调谐激光器、非线性光学研究及激光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其承担的高空机载遥感实用系统、可调谐激光研究等项目分别获中科院特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形成了他从事激光技术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

    多年来，姚建铨院士提出并发展了非线性光学双轴晶体最佳相位匹配精确计算的理论及方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确认。论文被多国学者引用达百余次，被称为“姚技术”、“姚方法”，是双轴晶体最佳运转及在频率变换中应用的基础。他提出的激光谐振腔“类高斯分布理论”比国外相应理论早5年，并发展了高转换效率下倍频理论及准连续泵浦倍频的新方法等，从理论到器件技术建立了一个新的“准连续泵浦激光调谐系统”的技术体系。姚院士在非线性频率变换领域内取得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使他在国际该领域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在学术上奋力拼搏的同时，他也在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接班人。他既放手给年轻人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又时刻以自己严谨的学术态度影响和带动他们。在他领导的科研组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不论年龄、资历，都可以各抒己见，凡对项目的合理化建议他都积极采纳实施。他放手让青年人挑重担，挑大梁，接受锻炼。对每个学生的论文，他不仅从学术方面提出指导意见，还对标点符号、错别字一一加以纠正。他总是教育学生在学业和科学研究中不能偷懒，不能投机，要耐得住寂寞，不受金钱的诱惑，只有在枯燥、紧张而又充满风险的探索过程中才能有所成就，有所发展。他将自己的成功经验、学术上的独创见解和人文风采无私地与学生后辈分享，不遗余力地提携新人。目前他指导的已毕业的博士生43人，博士后8人，硕士生51人。

    甘为民进做奉献

    姚建铨1997年担任民进天津市委会主委，7年多来，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在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占去很大一部分精力的情况下，对民进市委会的工作仍然是精心布置、细致入微。

    2001年机关一批老同志退休后，当专职负责人对新的人事安排不好权衡时，他在百忙中亲自和各部门负责人谈话，征求大家的意见做思想工作。2002年换届后他非常重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开局工作，亲自撰文提出三点要求，并在《民进之声》报上发表，供天津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审阅并监督。他要求：一要加强学习，学习理论、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和民进发展，增强政党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大局意识；二要培养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及原则，要加强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三要将自身建设、议政调研、人才培养和机关工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他还挤出时间参加了市委会年终述职会，以科学家高度务实的思维方式指出今后的工作思路，并一再强调市委会机关建设的重要性，说机关是个大本营、大家庭，要让大家在这里都能得到锻炼。他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作出安排分批培训新来的同志，提高写作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

    2002年11月在他倡议下，民进天津市委会和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召开了“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天津）研讨会”。会议得到了民进中央与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领导、教育部领导、部分院士、国内外部分著名高校的校长、教育专家学者出席，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及改革措施。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我国创建世界先进水平大学的基本对策”的主题报告。这次活动使民进天津市委会在全会率先开创了高层次参政议政的典范，充分调动起民进高教界会员的积极性。民进中央许嘉璐主席用“巩固老阵地、开辟新领域的天津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3年非典期间，他特地来到市委会召开全体干部会，向大家通报疫情的发展情况，慰问并嘱咐大家要做好自我防护和及时消毒。他要求党派工作不能停摆，要利用这段时间多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他亲自出席我会科技界会员向市卫生局捐赠医疗设备和消毒剂的仪式，到抗击非典一线的医务界会员家中慰问，使会员们深受感动。

    建言献策尽职责

    自1987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七至十届）以来，姚建铨院士在参政议政这个全新的领域里，以他一贯的刻苦执着精神辛勤工作，取得了令人钦佩的不凡成绩。

    2003年是姚建铨院士第十六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这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107位院士，这既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院士群体在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界及工程科技界最高层次知识分子的代表，院士应该在国家民主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姚建铨认为，院士群体拥有精深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可为国家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决策咨询意见；但院士也有不足，非专业领域的一般知识有限，所以应正确对待自己，严于律己，脚踏实地，力争为社会进步及国家强盛做出更大贡献。对他来说，首先要把院士的科研工作做好，同时还应担负起参政议政的责任。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要在自己较熟悉的科技、教育等领域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提案。

    作为科技组委员（第七至九届），他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高质量的提案。他撰写了《改革旨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提案，指出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排第七，经济力排第三，科技力则排倒数第二的十二位；而通常认为较强的政府调控力，却排倒数第一的十三位。他认为这说明我们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中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拉动力最为强劲，科技拉动力还不够，反映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偏低。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要在科技上下更大的功夫，力争有更多的新增长点。

    2003年3月12日，姚建铨院士与政协科技组的几位委员碰在一起，谈到目前国家科研项目在年龄限制上的“一刀切”问题。有许多55岁以上的科学家既有足够的精力和体能，又有足够的经验和学识，本人也愿意负责承担较大的科研课题，却因为55岁这道门槛而被拒之于国家科研项目带头人门外。姚建铨赶在政协会提案截止日前提交了一份“关于取消55岁以上科技人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科研项目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恳切地写道：“我国科研队伍目前还存在青黄不接现象，55岁左右的科学家正是承上启下的一支骨干力量，弃之不用是很可惜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既发挥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优势，营造青年科学家不断脱颖而出的有利条件，又发挥中、壮年科学家经验学识丰富的优势，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成熟与深刻，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科研队伍的活力和原创性。”

    姚建铨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以花甲之年在科学的崎岖道路上不畏劳苦地攀登，在民主党派这块园地里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永无止境地为社会奉献着他的智慧和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