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文化部开展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并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按照申报条件和相关标准，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部门推荐申报的1315个项目进行审议，评审委员会根据其价值进行认真评审和科学认定，提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其中第259项是“鼓盆歌 （荆州鼓盆歌）……湖北省荆州市”。这个项目的研究、发掘、申报的主持者，就是民进会员、荆州市群众艺术馆调研室馆员谢志华。

    一．沙市鼓盆歌探秘

    在多年的群众艺术调研中，谢志华自己从事音乐专业，就特别关注地方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他一开始接触到“沙市鼓盆歌”，对这个“鼓”和“盆” 了产生浓厚的兴趣，试想：究竟会是多大的一面鼓和一个盆，歌者又是怎样围绕着“鼓”与“盆”歌舞，或许还会有一个大得超乎想象的鼓或盆，没准还能被列进什么记录，而这些简单乐器所敲奏出的该是多么激昂的鼓点和盆声。可细究下去，这些表面的看法完全背离了鼓盆歌的本意。事实上，不少人在生活中已经见过了鼓盆歌，一般人称其为“打丧鼓”，唯独沙市，称其为鼓盆歌，这是“沙市鼓盆歌”可以独为一家的原因之一，也使谢志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鼓盆歌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他查阅史籍文献，他走访民间艺人，在不断深入的调查中，他面前展现出一幅鼓盆歌起源. 发展和现实状态的色彩绚丽的民俗风情画卷。
    
    追溯到《诗经》、《周易》中鼓盆歌的起源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魂在荆楚文化的负重前行中辗转火传，楚人对生命的留恋在楚韵的奇葩上大放光彩。“鼓盆歌”的沉郁悲怆、风格遒劲，使它称得上是荆楚文化的“活化石”。它的起源，可以远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与《周易》，那时候，鼓盆歌则是以娱乐为主，古代亦称之为“鼓缶、击缶”。

    在《诗经·陈风·宛丘》中记载的有这样的内容：“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寿羽）”，其中“坎其击缶”是娱乐内容。《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时的光辉，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就是垂暮老人的嗟叹。即将去世的老人，不鼓缶而歌是不吉利的。在老人临死之前，鼓缶唱歌是安抚老人的礼仪行为。在丧歌中饱含了对死者顺风顺路的祝愿，并在丧葬习俗中尽可能为亡者创造条件，使他一路走好，如灵前的《开路歌》、《礼赞》等。也证明其中的“鼓缶”是丧礼的内容，而“鼓”与“缶”的同时并存，也说明这里的“鼓”只是一个动词，“缶”这个名词也包含了鼓这种乐器。

    “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战国时期更成为了华夏民族音乐表现形式的三大类别之一，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鼓盆”则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娱乐。战国时期有名的渑池大会上，秦王喝到兴头上强迫赵王为其弹瑟，并命史官记录下来以辱赵王，蔺相如遂以血溅五步逼秦王击缶以相娱乐，相应的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级，以回击赵王鼓瑟之辱。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在东晋时更有王敦击壶、隋朝有大音乐家万宝常随手击碗成曲等故事。

    逐渐走向丧礼的鼓盆歌

    战国时期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则进一步将鼓盆歌走向丧礼。《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认为人死后不应该悲伤，应该高兴地送其走，于是鼓盆而歌，这种渊深悠远的意境恰似一种生命情调与主体意愿的完美结合。北齐御史上士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到唐代之后，“鼓盆·击缶”的娱乐成分逐渐减少，李建勋《田家》之二：“木船擎社酒，瓦鼓送神钱。”到宋代出现“鼓盆之戚”的说法。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更为常见，而作为娱乐形式的击缶，也只有穷叫花子敲墩钵了。沙市的鼓盆歌作为民间丧事礼俗，经历了夏商周形成期，战国之后千年的发展兴盛期，到宋代已成为习俗而流传至今。

    在民间传说中，还另有一种鼓盆歌的起源之说，认为其是以明末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为根据的。在传统曲目《蝴蝶梦》里，有这样几句：“庄周来到灵前下，烧香把纸化；扑个盆子当鼓打，唱歌陪丧家。”将一个大脚盆翻扑过来，敲打盆底，以“盆”代“鼓”，是歌师们对“鼓盆歌”歌名的来源一致的解释。至于谁是鼓盆歌的开创者，在传流的《开场词》中有“庄周制下歌鼓”的句子，在实际的演唱活动中，歌师们非常尊奉庄子，歌案上方常供有庄子的雕像或画像。据沙市梅台巷鼓盆歌班的歌师们讲：“鼓盆歌”始于战国末年，到西汉就已经非常盛行。并有《开场词》佐证：“自从汉平以后，才兴打鼓闹丧。听歌的麻田妹妹，唱歌的张李二郎，打鼓的田文广。”其中说到的“麻田妹妹、张李二郎及田文广”，在我省发现的长篇史诗《黑暗传》中也有谈及，《黑喑传》也是丧鼓，但现在已无人演唱。从这里看来，鼓盆歌已经成为丧礼习俗，并逐渐生活化地为人们所接受。

    “沙市鼓盆歌”渐成贫民习俗

    从古至今，“鼓盆歌班”没有形成过职业性的社会团体，也没有以演唱鼓盆歌为职业的人。但它能在沙市流传数千年到现在，是与其使用功能分不开的。荆沙一带，自古以来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陆交通方便，出外贸易人多。老人去世后遗体均存至三到七天，已成习俗。夜间守灵邀请鼓盆歌班，演唱古人事迹或故事传说，一则安抚亡灵，慰问丧家；再则等候亲属回来瞻仰遗容；三则陪丧家打发时间，就如《开场词》中说的一样：

    打扫堂前地，宝香炉中装。

    列位亲朋宾客坐两旁，在下表开场，

    本当开个长者，又怕今夜短；

    本当开个短者，又怕今夜长，

    只有开个不长不短，陪亡者混到大天光。

    这种实用功能是“鼓盆歌”得以长期流传下来的关键。“哪有天子他不死，哪有诸侯他不亡？死者逍遥西天游，生者为他空悲伤。”因此人们以歌鼓闹丧，送亡者高高兴兴地上路，豁达通俗诠释《庄子》的生死观念。鼓盆歌于是逐渐流传于江汉平原的沙市、荆州、江陵一带，其中办“白喜事”“打丧鼓”的习俗以沙市为最盛。“打丧鼓”有多种称谓，但惟独沙市直呼其为“鼓盆歌”。

    “打不起豆腐赶不起情，唱一夜丧歌陪亡人”。逐渐说明“沙市鼓盆歌”在近代成为了穷老百姓主要的丧礼习俗。随着社会逐渐发展，有钱人都是请和尚道士来为死者超度亡魂，穷人请不起和尚道士，就请鼓盆歌班来唱歌，边唱着送亡灵边陪着丧家消磨晚上的光阴。同时，对于演唱者来说，鼓盆歌又是一种文化娱乐方式，存在着很强的文化自娱性和表现性。这也是历来歌师们能够承前启后的原因。那时候，歌师们受到丧家邀请后，来到亡者前，围着桌子开场唱后，还颇有点拼歌技的意思，唱得最多、唱得最好的歌师往往得到其他歌师及丧家的认可，其名字逐渐被传至十里八乡，但凡有了亡者，就会专程来邀请去。由于当时邀请的丧家往往并不是有钱人，这种坐唱也是为了帮忙消磨时间。在十多年前，一般歌班内的用具，如：鼓、歌案上的摆设、板车、电线、灯泡等，都是班组的成员集资购买的，每出一次担子，只收一些力资费，演唱完之后，每人接受丧家一条毛巾、一至二盒香烟或者一块肥皂，免收演唱费。所以“沙市鼓盆歌”在穷苦百姓中流传很广，这种丧礼习俗也最为百姓接受。近些年来，到殡仪馆或丧家演唱的歌手才开始接受丧家几十元现金，并不丰厚。

    不断传承下来的“鼓盆歌班”

    在沙市唱来唱去，经常碰面，这些歌师们也就互相认识了，组建歌班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沙市梅台巷歌班是传承最久的“沙市鼓盆歌班”，早些年还有非常活跃的大赛巷歌班等一些歌班，但现在已逐渐解散，近些年来，除了梅台巷歌班，在荆沙郊区一带还活跃着十多个演唱歌班，如三板桥歌班、张沟歌班等。

    据歌师孙文正讲，在清朝咸丰年间，梅台巷尾住着一卖豆腐的老人，叫雷林书，鼓盆歌唱得很好，晚年传得一徒，名叫杨世举。杨当时只有十多岁（1956年左右去世，年近70岁）。三十年代末，梅台巷已有一批鼓盆歌唱得很好的人，由班大材、杨世举牵头组成了梅台巷鼓盆歌班，其骨干还有高年贵、王兴周、刘光前等人。四十年代中期，班大才收陈顺福为徒，杨世举收何正富为徒，该班发展到十几个人。解放初期，由于不理解党的政策，梅台巷歌班停止了演唱活动，经市文化馆派人动员，讲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又开始活动起来。1951年，王兴周带头，与杨世举、高年贵、刘光前等人在市文化馆演出，曲目是《绣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