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实践中书写历史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学习的理论与方法,从总结历史、开辟未来出发,在新时期大力倡导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用以教育青少年、干部和人民。

　　在学习重要性上,“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他强调,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由此,他精辟地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对于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非常重视。1987年2月18日,他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抗争史。他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透过这一历史,他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因此,他强调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并指出“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主张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用这些历史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一些地方发生了学生上街游行事件。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谈及此事,并分析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在学习方法论上, “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

　　邓小平自第三次复出以后,一直提倡学习,同时强调要善于学习,“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一思想。

　　早在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随后,他在当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修改期间,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当时,陈云向他谈了关于修改决议稿的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第三天,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中表示赞成这些意见。关于第一条,他很赞成陈云说的,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关于第二条,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请起草小组负责同志把这些意见报告胡耀邦,强调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接着,他在1981年3月27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中,再次谈到陈云关于学习的意见,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指出“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邓小平关于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论述,既提出了学习的方法论,又强调了学习的一项基本内容。

　　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会深刻认识到,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进行了两次谈话。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此后不久,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告诉邓小平说,把他同记者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强调“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他还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这些论述表明,学习党的历史,既能够懂得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能够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不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中国未来。

　　在历史学习观上, 要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

　　邓小平强调,学习历史,对待历史,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要实事求是。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分析历史人物的缺点和错误时,“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97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于9月30日发表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的30年是光荣伟大的30年,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叶剑英的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他进一步强调,对新中国头30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对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实事求是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辩证分析。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980年4月1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12月25日,他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谈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他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在新中国头30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辩证地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邓小平熟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比较了解。他站在历史的战略高度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他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这些论述鲜明地提出了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宗旨。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