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男，生于1938年，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自然辩证法》杂志社工作。1978年后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审等职，1996年起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2022年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2025年获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出版各类专著26部，辑为《邓伟志全集》（26卷本），发表文章逾千万字，内容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

战火童年：革命家庭的红色基因与启蒙岁月

　　1938年，邓伟志出生于萧县一个革命家庭。父亲邓果白1926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参加北伐战争；叔父是当地抗日游击队里有名的“孤胆英雄”；大舅纵翰民是新四军四师的旅长。革命的硝烟与颠沛流离的生活贯穿了邓伟志的整个童年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我的生存”，他是在战火中被新四军战士用扁担挑大的孩子。

　　这段特殊的童年经历，不仅赋予了邓伟志极强的适应性，更在他心中埋下了“以社会为怀”的精神种子。父亲在枪林弹雨中随身珍藏着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六卷《毛泽东选集》，以及那句“要做大家，不要追求做大官”的谆谆教诲，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坐标。

　　1949年，11岁的邓伟志加入青年团。1956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任校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随校转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由此开启了与社会科学的不解之缘。值得一提的是，中学时代的邓伟志理科成绩优异，即便在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后，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减。这种横跨文理的广博兴趣，为他开阔研究领域的视野埋下了伏笔。

　　1960年大学毕业时，因笔力雄健，邓伟志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6期上。不久，他被抽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此后数十年间，他先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杂志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在经济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穿行游走，积累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跨领域视野。这段漫长的“跨学科”历练，使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学品格：不囿于一家一派，不困于一经一典，以开阔的胸怀直面社会本身的复杂与丰富。

开风气之先：“邓氏三论”与一个时代的启蒙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邓伟志迎来了学术创造的第一个高峰期。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文汇报》上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和《淡化“当官心理”》，篇篇触动社会神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和持续争鸣，被媒体称为“邓氏三论”。

　　《家庭的淡化问题》针砭当时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片面观念，呼吁打破血缘决定论；《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直指学术创新的困境，追问中国学术何以难成学派；《淡化“当官心理”》则触及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的深层矛盾。三篇文章，三个痛点，折射出一位社会学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在《文汇报》发表这三篇文章后，由于反响巨大，有人批评他“别有用心”，邓伟志不以为然，索性给自己取了个号——“邓争议”，以示对思想交锋的热忱拥抱。

　　与此同时，邓伟志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浪潮中接连创造了多个“第一”。1981年，他在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前身）首次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是国内高校中的首创之举，教材连载，开启了中国家庭社会学系统教学的先河。1984年，他又率先提出创立妇女学，并设计学科框架体系，在国际上引起关注，被誉为“妇女学奠基人”。谈及初衷，邓伟志说：“当时我认为要提高妇女的地位，就要把妇女学系统化，系统化能说服人，三言两语不一定能说服人，所以要有自己研究的对象，要有自己的概念，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就提出妇女学。” 1986年，他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化问题》，在海内外再次引发广泛讨论。

　　邓伟志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概念，更在于他为中国社会学注入了“问题意识”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学术世界里，“社会”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现实议题。他曾在纺织厂、炼钢厂、化工厂、码头、计算机厂等一百多个基层单位劳动或调研。“人民群众是出产理论的沃土”——这一信念，支撑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实践。他将自己的学术理念概括为“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的“互本论”，始终强调学者应“眼睛向下”，在人民群众中寻找理论的沃土。

鸿毛之重：一位“百科全书式”学人的著述天下

　　邓伟志的治学格局之宏大，在同代学人中独树一帜。他先后出版各类专著26部，文章逾千万字，内容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三大领域。他参与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天文学》《社会学》两卷，出版26卷《邓伟志全集》，荣获中国图书奖、中宣部一等奖等多项荣誉。他主编《社会学辞典》，担任《辞海》编委、《大辞海》编委，在辞书编纂领域同样成就斐然。他的文风不拘一格——既有剑拔弩张、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的温润。长篇短制，俱中肯綮。

　　然而，最能体现邓伟志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的，不是这些厚重的著作，而是他的谦逊。他常讲“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只有“一孔之见”。面对诸多“第一”和荣誉，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多次说出令人动容的话：“我轻如鸿毛”“我确实是越学、越受赞扬，越感到应‘从零开始’。中国每年出20多万种书，我读到的是零头的零头的零头，少得不足挂齿。”他将自己比作一片随风飘扬的鸿毛，“尽管轻，但是也能给人送暖，为学校、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

　　邓伟志用“读、走、写”三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学术人生。所谓“读”——他嗜书如命，24个书架，藏阅不息；所谓“走”——他用双脚丈量过五大洲的土地，造访过全国40多个民族和全世界60多个国家，在行走中听民意、探民情、采民声；所谓“写”——是在读和走之后“三思”而挥笔，即使在米寿之年，他仍然“三天不写手发痒”，笔耕不辍。

　　在学术态度上，邓伟志崇尚“与人无争，与世有争”，一心一意追求真理。他认为“谁人背后无人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能记住前人所言：“都付笑谈中”。他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座右铭：“多灌脑袋，少管口袋”，“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1996年，他来到上海大学，为的是承继父亲的遗志，更是为了扶持社会学系顺利发展。正是这样一种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精神，使他在学界赢得了“思想界的男子汉”的美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伟志不仅在学术上深耕细作，更心系青年一代的成长。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设立“邓伟志育才奖”，以推动人才培养。这份对后辈的殷殷之情，正是一位“大先生”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注脚。

与时代同行：一位“大先生”的生命底色

　　真正的学者，从来不是因为某几部著作或某几个荣誉而定义，而是因为一种不可复制的生命态度。邓伟志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在晚年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创造力。2024年他出版了20多万字的、被人称为“真心、真言、真人”的《声音》。

　　2022年11月，邓伟志荣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同获该奖的还有政治学家曹沛霖、古典文学家陈伯海和教育学家叶澜。颁奖词概括他的贡献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2025年12月，他获得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上海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奖项，表彰那些为上海乃至全国文化艺术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名家大师。面对殊荣，邓伟志依然谦逊如初：“在文化上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理论上也只是九牛之一毛。”

　　这位老学者的话语中，也处处透着对学术创新的执着：“生活在上海这个创意人才的摇篮里，不创新对不起上海这座文化之都。”学术不是学舌，创新才是学术的生命——这是他从80年代就一以贯之的信念。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不创新，毋宁死》，挨了批评也不罢休，后来索性出了同名的书。

　　纵然已是耄耋之年，邓伟志依然是个“赶路人”。他关注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深层影响，思考元宇宙的社会学之问；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读、走、写”。他1996年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用三十年的时间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学科的成长与壮大。在他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已经成为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的胸怀就有多广。”这是邓伟志对后辈的期许，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注脚。从战火中走来的革命后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启蒙学人；从家庭社会学的拓荒者，到妇女学的奠基人；从“邓氏三论”的提出者，到“读、走、写”的践行者——邓伟志用六十余年的时光，完成了对社会学中国化之路的坚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