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祁述裕教授访谈录(下)
本文发表于《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年第1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史”系列访谈栏目,日前已转载上篇,此为下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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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文化产业正式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至今已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我国文化产业学者孜孜不倦、筚路蓝缕,为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文化产业学科付出了重要的理论实践。为保留重要口述学术史料、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理论发展水平,本刊编辑部自2022年第5期开始,特陆续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史”系列访谈。本期受访人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教授,访谈者为本刊特约通讯员高洋。
在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星图”中,祁述裕是一个既绕不开,又极具辨识度的名字。作为从文学理论研究者、杂志主编转向文化产业学者的祁述裕,他既经历过“1980年代”的“文化热”,又深度参与了1990年代的文艺理论建构,在新世纪以《中国改革》为阵地,奔走为文化体制改革“呐喊”的一线,近年来,祁述裕又领军于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前沿理论等研究领域,其治学理念求实维新,学术风格自成一派,影响深远,被学界誉之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创新的领航者”。
专家简介:祁述裕,男,1958年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于谢冕教授,获中国当代文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研究,重点研究文化政策与管理。曾先后任中国改革报社总编助理、《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兼任北京大学研究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本刊编辑部(下文简称“本刊”):十年前文化体制改革推进十年时,您曾提出我国文化建设存在“如何看待文化走出去”“如何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创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四多四少’”“是否要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文化领域要不要实行大部制”等重点难点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时隔十年,您认为我国当下文化产业发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祁述裕(下文简称“祁”):2013年,也就是中央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我曾写过文章,提出文化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现在又过去10年了。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新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我觉得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中应注意防止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防止文化产业内卷化。近些年一些地方出现了关起门来搞文化产业、自嗨式发展文化产业的倾向。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文化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低。最近,我参加了文旅部产业司组织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的实地考评工作。发现,即使是国内顶级的文化产业园区,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国内企业,极少有国(境)外的文化企业。同样,不同区域、城市的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也都是你挖我的企业,我挖你的企业,很少有去发达国家引进文化企业。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领域外资、外企进入门槛过高,这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也不利于实现20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目标。
其二,对外来文化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把外来文化的进入与危及文化安全简单画等号。以电影为例。2023年春节期间,有关部门发布2023年春节档电影票房数据强调,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99.22%,似乎国产影片占比越高越好。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认识误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文化消费者的角度看,要实现20大报告提出的“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要求,就必须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包括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产品。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角度看,国家的文化发展繁荣除了依托本国文化资源,也离不开外来文化的滋养,需要文明互鉴。实际上,古往今来,优秀的小说、戏剧、影视产品,其价值是超越国界和时空的。积极引进优秀世界各国文艺产品,让公众欣赏到人类的优秀文艺成果,历来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文化产业建设内卷化,其结果将带来文化土壤板结,不利于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第二,防止文化产业行政化。近些年,文化产业发展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强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通过掌握的财政资源和其他资源,热心包办文化活动。包括奖励文化企业、开展优秀文化产品评选、组织重大文化活动(展览、赛事、论坛等),组织文艺创作等,行政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在地方举办的各类文化产业论坛、会议中,政府官员总是聚光灯下的主角,企业家、经营者则总是作为配角叨念末座。受政府资源的诱惑,文化企业、文化机构(包括公益性文化单位、文化团体、民非组织等)越来越为政府马前是瞻。一些地方文化建设天平出现的政府强、社会力量弱(包括企业、文化机构、社会大众等)的趋向,不利于文化发展繁荣。
其一,不符合改革精神。鉴于计划经济特别是“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文化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排除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释放社会活力。其二,不符合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文化企业、文化机构、社会大众历来是文化生产力的主体,也是文化变革的主体。从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上海等地举办音乐茶座、营业性舞会等首开文化市场先河,到世纪之交互联网带来的媒体革命,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大都是生产力变革的结果,变革的主体是文化企业、社会机构、公众。政府的职能是管理和服务,其功能是调节文化生产关系,更好服务于文化生产力发展。可见,各级政府部门所承担的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是管理和服务。
文化产业过度行政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投入与产出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配合重大活动投巨资排演的舞台戏演出几场后就“刀枪入库”;一些为配合重大事件、重大任务上映的影视剧观众寥寥无几,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这说明,在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对行政力量不应一概否定。实际上,行政力量同样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还没有培育起来的地区,往往需要行政力量发展主导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作用也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政府作用主要应该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包打天下。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我认为,这对文化产业领域同样适用。
本刊:2003年中央启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至今,已经20年了。20年来,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呈蔚为大观之势。作为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产业兴起的价值和意义的?
祁: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个领域和角度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这里我着重从制度建构、理论意义和观念创新两个方面探讨文化产业兴起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文化产业的兴起带来文化建设理念和文化制度的深刻变革。
首先,在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探索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的有效途径。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领域如何适应这一目标进行转型,是文化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文化产业的兴起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文化领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我国文化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极大丰富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一套以为政治服务为核心要求、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要方式的文化理论和话语体系。其核心概念包括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文艺立场、文艺战线、政治标准、艺术标准、提高与普及、动机与效果、教育引导、文艺批评等等。文化产业兴起后逐步建立起以服务文化市场、满足公众文化消费需求为主要目标、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概念、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包括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消费、文化金融、文化品牌、知识产权、文化投入和产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文化生产力、文化法治等等。文化产业概念、理论和话语系统的形成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是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拓展。
再次,为文化体制改革找到了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我国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按照计划配置资源。计划配置文化资源有两大特点:一是国家负责组织文化生产;二是国家对文化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产业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领域要素市场化进程。一方面,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实现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放宽文化市场准入,鼓励各种社会资本进入文化生产领域,释放社会活力。同时,通过扩大文化市场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文化市场与国际文化市场的流通。这一系列改革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可以说,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改革相得益彰,互为支撑。
最后,文化产业的兴起极大促进了文化市场的丰富和繁荣。文化产业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了公众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繁荣了文化市场,推动了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
第二,文化产业兴起促进了观念创新。
其一,文化生产既是精神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既是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在现代社会,随着精神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科技进步步伐加快,文化生产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强,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其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两类文化产品:公共文化产品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政府的职责是满足公众基本文化权益,通过免费和优惠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同时还要为繁荣文化市场营造法治环境,以满足公众多样化、个性化文化消费需求。相应的也有多种类型的文化机构,包括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公益性文化机构、营利性文化企业和社会企业等。
其三,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生产 、流通、消费的主渠道。文化产品有多种类型。文化市场的功能也是多方面的。其基本能是满足公众休闲娱乐需求。需要说明的是,从满足休闲娱乐的动机出发创作的文艺作品并不意味着一定肤浅,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品从创作冬季来说其实很单纯;相反,怀抱崇高理想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并不意味着一定精湛和深刻。同样,满足公众休闲娱乐需求,并不是否定文化的引导教育功能,而是强调要遵循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做到寓教于乐。目前对这个问题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有一些认识误区。
(祁述裕系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