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陷入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当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愿望出发，按照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①。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经历苦苦的思索与探寻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下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这当中，无论民主党派或党派领袖，都经历了思想立场和政治主张的转变——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从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勇前进；另一方面，党派领袖也从一个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者精进为心怀政治担当的参政党卓越领导人。这样质的跨越有其本身自发自觉的历程，更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帮助和及时的指引，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邀请函和政治读本。让我们从解放前民主党派或民主人士联合发表的声明、主张为切入点，研究“五一口号”实现上述转变的过程与意义。

党派组织从联合走向团结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民主党派创立到发展的历程中，各民主党派或民主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向政府和社会民众表达主张的通电、声明等不在少数，粗略统计多达21次（见附件）②。

　　研究这些联合性政治主张的文本笔者发现，以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为响应“五一口号”发表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通电全国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为分水岭，其后续发表的联合声明、主张（以下简称“联合声明”）与之前发表的联合宣言、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宣言”）存在诸多不同。首先，参与“联合声明”党派的级别高、数量明显增多。1946年11月10日的《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是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及其他人民团体联合发表，级别基本为地方组织；1948年2月3日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不承认卖国条约》，其发起人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致公党7个党派总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1948年5、6、7月份的“联合声明”多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无党派，到12月4日发表的《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参与党派达到10个，级别和参与数量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次，“联合声明”连续出现党派领袖的集体亮相。在“五一口号”发表之前的“联合宣言”有的既无党派名称也无党派领袖，有的只有党派名称，有的只是民主人士个人的联名。“五一口号”发表后，包括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在内，连续4次都列出了党派名称和党派领袖以及无党派代表的姓名，分别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第三，“联合声明”与“联合宣言”在态度、立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合宣言”多表现为“呼吁”“质问”“愤怒”“反对”“请愿”等。如《八十九人告国人书》写道：“竟至东北发生空前残酷激烈之内战，杀人盈城，流血遍野，国家何罪？人民何辜？而遭此浩劫！”“愿一致共起，誓死力争……”；如《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中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召开一党国大）这种分裂活动；如《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不承认卖国条约》中写道：“南京独裁政府……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之政府……美国政府具有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五一口号”发表之后的“联合声明”则“团结”“号召”“行动”的意味更加浓厚。比如，响应“五一口号”给全国的通电中提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致电华莱士的电文中提出“我们一贯热烈地支持你为争取美国民主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希望你继续努力，为中美两大民族和平共处与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国庆日告同胞书》中号召全体国民“时候到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都应该赶快起来，为打倒内外民族敌人，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1947年10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开始在组织上重新整顿。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有了重大飞跃，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③。但这种认识还需一个过程，直到“五一口号”的发布，这种认同才基本被固定下来。

　　以上诸多差异说明，一是通过“五一口号”的引领带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党派加入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来，革命斗争的政治基础更加夯实，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因此，“联合声明”中一致对外的决心更加鲜明，视野更广站位更高。二是，由于“五一口号”的教育作用，使“五一口号”成为民主党派思想立场转变的重要助推器——他们饱尝蒋介石政权专制和独裁之苦的同时，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襟，感受到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即将实现的人民民主新国家的美好远景。从某种意义来讲，民主党派从单纯的联合抗争走上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多党合作之路，这是个质的飞跃。

　　回顾历史，“五一口号”发布前的民主党派以及许许多多爱国民主人士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缺乏认识，他们最初是为正义而聚合，为斗争而创立党派，但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维护各自利益的立场是客观存在的现象”④，他们即便走向联合，也因自身的局限性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在反动统治面前显得软弱、松散与渺小。“五一口号”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能力和气魄，体现出共产党人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信心和决心，预示着崭新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壮丽凯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大时代的到来，绘制出一张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国家的蓝图。“五一口号”是一堂生动精彩的“道路自信”政治课，引起广大党派成员的强烈共鸣和深刻思考，使他们在思想上跃进了一大步，最终从联合走向团结。

党派领袖从继承走向担当

　　“联合宣言”中也曾出现党派名称和民主人士的联名，但这种联名多体现个人意愿，与党派组织并未形成对应关系以及应有的呼应，且结构松散，组织性不强。如《各民主人士致莫斯科会议电》的口气为“吾人希望……”“吾人深知……”等。从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到1948年7月8日的《各民主党派领袖联名向暹罗政府抗议》，这12位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阵容连续保持了4次！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领袖们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后，身体力行，主动作为，突显出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肝胆相照的决心。这样的集体阵容使得“联合声明”态度更自信，立场更坚定，旗帜更鲜明，充分彰显党派领袖们强烈的政治担当。

　　党派领袖的个人发展也都经历各自曲折求索的过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李济深，他19岁投笔从戎在北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35岁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等革命主张的影响加入国民党，并在数次战斗中屡建战功，最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他“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任人唯贤、严以律己、不以权谋私，他以高尚的品质在军界享有很高的威望”⑤。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背信弃义深恶痛绝，毅然举起“反蒋”旗帜奋起抗争，曾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党籍”。但他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以各种办法保护照顾共产党人，与周恩来成为挚友。李济深对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贡献极大，他曾帮助中国民主同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自己在广州主持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脚步加入中国致公党；他支持第三党人在困难的情况下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济深任中央执行主席。然而“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的最初目的只是反对内战，打倒蒋介石，实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认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拯救贫弱中国的良方”⑥。显然，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全面而透彻的认识，他们的思想亟待一个透彻的转变。

　　再如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他是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及老庄哲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他一生嫉恶如仇清正廉洁，凡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也是马老的宿敌。他劝说学生廖容讨袁，劝说好友浙江省长夏超独立支援北伐，劝说学生陈公博反汪，劝说刘湘抗日。他因袁世凯登基，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他又因官场黑暗，辞过浙江教育厅厅长和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职位。抗战期间，马叙伦隐姓埋名蛰居上海生活困难，但他严词拒绝了汉奸汤尔和请他担任北大校长的邀请和学生陈公博送来的钱粮。他的“拒绝”很有名，而他的同志、战友又何其多——他和章太炎一起办《大共和日报》，和李大钊一起游行请愿，与李大钊、蔡和森一道协助孙中山先生做党务工作，帮助过陈独秀并掩护过许多共产党员；他和许德珩、严景耀一道支持北京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马老素来清醒。做到这一点，他靠的是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与修养、一片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一份生身为人的正义良知。遗憾的是，腥风血雨之中，他只是一位失去书桌的教师，唯独掌心里还握着一支干枯苍老的毛笔！他选择以笔代戎进行斗争，为进步刊物积极撰稿，主持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组织的名义与反动派作斗争。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可以让他两袖清风无愧于心，让他成为爱国民主人士中令人敬佩的领袖，却实现不了他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国家的理想！

　　以李济深、马叙伦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袖，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继承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继承了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衣钵，继承了一个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经历革命斗争的洗礼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他们认识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仅仅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⑦，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他们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被激发出来，毅然扛起政党领导人“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担当，率领本党派的志士仁人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从一位党派领袖升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坚强拥护者与积极践行者。

　　客观地讲，民主党派的转变一方面与解放战争的进程息息相关。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内形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经济日显颓势；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深入民心，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共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诚意合作分不开。如1944年9月“民盟”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表示积极的支持。1946年6月“下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看望马叙伦、雷洁琼等受伤代表；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亲笔信托人邀请中国民主社会党领导人张东荪、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等来解放区共商大计，中国共产党胸襟天下的气魄赢得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钦佩。紧接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顺应时代潮流，与民主党派和民主进步人士达成空前的共识。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党派自己的选择，经历求索、挫折与磨合实现的“团结”与“担当”构造出一股强大的政治合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加速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瓦解，夯实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回顾风风雨雨七十五载，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得益于各民主党派坚定的追随。“五一口号”必将在未来的革命实践中，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的伟大征程上，越来越彰显其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坚实基础的里程碑意义。

　　附件：1949年前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声明（联合宣言）”目录

　　1.《八十九人告国人书》（1946年6月16日）

　　2.《<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宣言》（各党派暨民主人士发表，1946年8月9日）

　　3.《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个别党派分部与人民团体发表，1946年11月10日）

　　4.《各民主人士致莫斯科会议发表意见》（1947年3月12日）

　　5.《各民主人士致莫斯科会议电》（1947年3月12日）

　　6.《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不承认卖国条约》（1948年2月3日）

　　7.《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通电全国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1948年5月5日）（包括两份电文，一是通电全国，抬头为“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二是通电中共，抬头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8.《各民主党派领袖为争取世界和平联名致电华莱士》（1948年6月2日）

　　9.《民主党派领袖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1948年6月6日）

　　10.《各民主党派领袖联名向暹罗政府抗议》（1948年7月8日）

　　11.《各民主党派国庆日告同胞书》（1948年10月10日）

　　12.《各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1948年10月22日）

　　13.《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1948年12月4日）

　　14.《对时局的意见》（1949年1月22日由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

　　15.《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4月4日）

　　16.《各民主党派为拥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进军命令联合声明》（1949年4月23日）

　　17.《各民主党派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庆祝南京解放》（1949年5月1日）

　　18.《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抗议香港英帝挑衅》（1949年6月3日）

　　19.《各民主党派致电祝贺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

　　20.《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1949年7月7日）

　　21.《各民主党派电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二十二周年纪念日》（1949年8月1日）

　　参考文献：

　　①⑦《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第129页、第158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1、2来自第177、210页，4-21来自第310、314、405、417、425、427、439、445、461、465、493、505、520、522、525、541、555、572页，《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来自《党史必修课》（张珊珍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第119页）。

　　③《实行多党合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陈鸿举、张志，《党建研究》，1990年3月

　　④⑥《中间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宋玉峰，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第3页、第14页

　　⑤《论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路》，张小满，《兰台世界》，2013年12月

　　⑧《马叙伦》（内部资料），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