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双碳”目标，等不得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决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要充分考虑国内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基本国情，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确保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并坚决反对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工具化，争取战略主动和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2023年7月17日，在第二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鲜活运用，又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创新、丰富和发展；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总结，也为新征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

10月15日拍摄的陕西西咸新区沣河两岸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一、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基础上，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代表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这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尤其如此。所谓历史的自然，是指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人类的活动不断改造着自然；所谓自然的历史，是指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变化的历史，也伴随着自然变化的历史。自然总是留下人类活动印记的自然。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把人的身体力量释放给自然，并把自然的力量转化为人身上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还是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二是国外生态实践的经验教训。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人类仿佛觉得自己已征服和驾驭自然。但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给自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西方国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进而也使人类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一些专家和研究机构开始呼吁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出版了一批书籍和研究成果，十分著名的有《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此后，国际社会也开始积极行动，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次年1月，正式成立了联合国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核心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2年、2002年又先后召开了两次环发大会和其他一系列生态环保国际会议，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等理念。

　　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震惊世界，1956年英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提出了烟尘控制区措施。在此后的20年间，伦敦的颗粒物年均浓度降幅超过90%，二氧化硫年均浓度降幅超过80%。如今，空气已极大改善。德国曾经是上世纪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存在着莱茵河污染严重、鲁尔区衰落而带来的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的生态环境已大大改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生态环境整治的概念正式引入法律制度，目前已经形成涵盖几乎所有生态环境领域的十分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生态治理的历程。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之时，我国正处于“文革”期间，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污染”、“说社会主义有污染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但周恩来总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严重性，强调不能将环境问题看成是小事，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要再等了，并指示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后不久，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保工作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环境保护逐渐步入正轨。1982年植树节，邓小平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8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等8项环境管理制度，同年正式实施《环境保护法》，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1996年，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开展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党的十六大以后，分别于2002年、2006年和2011年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党中央、国务院陆续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纪元。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昭示着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宪法中。201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6条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3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二、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五个重大关系”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既是实践总结也是理论概括，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要抓住主要矛盾，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低碳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前些年，秦岭这座“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雄伟山脉一度遭到侵扰，特别是违规违法修建的别墅，仿佛一块块伤疤，刺痛人心。经过5年来的生态环境全面治理，秦岭陕西段生态状况评价为“优”“优良”等级面积已首次超过99%，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延伸。

　　二要把握整体与一般，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这既是系统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中的深化运用，也是重点突破、协同推进的具体体现。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又要注重统筹兼顾、协同推进。重点攻坚必须秉持系统思维、坚持协同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统筹协调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用力，而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曾经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曾严重破坏贺兰山山体地貌，致使灰尘漫天、污水横流，经过多年治理和生态修复，“疮疤”逐渐愈合，矿山披上了新绿。

　　三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这是遵循自然规律，积极有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的实践要求。要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推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但是自然恢复也有一定局限性，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塞罕坝机械林场曾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林场的建设者们用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执着坚守，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了人工生态修复的奇迹。

　　四要统筹内因和外因，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这体现了外因与内因辩证统一、相互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也要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力督察、严格执法、严肃问责，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同时，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70多年前，山西省右玉县的荒漠化形势极度严峻，风沙肆虐，地瘠人贫。新中国成立后，右玉人民争做“种树者”，在山梁沟壑间栽下上亿棵树木，将绿化率从不足0.3%提高到现在的57%。一座城、一片绿、一群人，筑起了右玉防风固沙的屏障，更生动阐释了全民行动的力量。

　　五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因为这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在目标和任务上确定无疑，态度和决心上毫不动摇，行动和策略上积极稳妥。同时，实现“双碳”目标，等不得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决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要充分考虑国内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基本国情，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确保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并坚决反对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工具化，争取战略主动和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个重大关系”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立场，充分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信自立，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方向，紧紧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熟练掌握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方法，正确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