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放学后的四个小时，该由谁来管？

　　这个问题看似琐碎，却牵动着教育治理最敏感的神经。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2024年9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又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到2025年，全国50%的县建立“教联体”的任务已超额完成；“十五五”规划纲要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把“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写入其中。

　　政策发布的密度前所未有，但政策的密度，并不自动等于育人的效度。

　　在基层调研中，我们反复看到同一种景象：学校在开家长会，家长在焦虑孩子的成绩，社区的书屋空着，博物馆的研学名额用不完，企业的职业体验资源找不到对接的学校。三方都在场，却各管一段；资源都不缺，却彼此看不见。

　　家校社协同的真问题，往往不是“缺资源”，而是“缺连接”。而“连接”这件事，需要有人专门去做。这也是北京民进近年来在家校社领域持续探索的一个基本判断：家校社协同中的“社”，本就包括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文化场馆等多种力量。北京民进的特点，在于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的界别优势，成为社会力量中专业化、组织化的连接者——在“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框架下协同补位，把分散的育人资源连起来，把专业的力量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把实践中的问题转化为制度的回应。

　　一、“各管一段”：协同育人的三重断裂

　　理解“缺连接”，要看清断裂发生在哪里。

　　一是责任断裂。学校被赋予过重的育人期待，家庭教育被简化为“辅导作业”，社会教育则常常沦为商业培训。三者之间缺少明确的责任交接点：孩子在学校之外的时间归谁管？假期由谁负责？特殊儿童的家庭支持由谁提供？责任一旦模糊，协同就变成互相观望。

　　二是资源断裂。学校有专业师资但缺实践场景，社会有场馆和企业但缺课程设计能力，家庭有情感纽带但缺科学方法。三种资源禀赋高度互补，却因为缺少中间组织的衔接而难以对接。许多优质的社会资源“沉睡”着，许多真实的家庭需求“悬空”着。

　　三是专业断裂。家校社协同不是把三方拉到一张桌子上就行，它需要专业能力支撑：如何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科学的早期发展指导？如何为特殊儿童设计融合教育方案？如何为青少年提供职业启蒙课程？这些都不是热心就能解决的问题。

　　三重断裂叠加，形成一种“协同的假象”：会议开了，协议签了，活动办了，但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专业连接者的价值：参政党如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补上“连接”这一环，政府有统筹之责，学校有主导之责。政府统筹面对的是全域事务，学校主导受本职工作的刚性约束，跨界、跨系统的日常协调，往往需要社会力量来协同补位。

　　在各类社会力量中，民主党派具备一种特殊的组织优势。

　　其一，跨界而不越界。民进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为主界别，成员分布在高校、中小学、教研机构、出版单位、文化场馆和企业。这种分布不是行政安排的结果，而是界别构成的天然属性。它使党派组织能够同时“听懂”学校的语言、家长的语言和社会的语言，在几方之间做翻译和搭桥。

　　其二，专业而不封闭。民进的会员中，有特级教师、名校长、心理学家、中医专家、非遗传承人。这些人不仅以志愿服务方式参与，更以专业积累持续投入：心理学专家参与大兴区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建设，中医专家参与海淀职业启蒙基地的体验课程设计，非遗传承人把燕歌戏带进校园。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连接才不会停在牵线搭桥的层面。

　　其三，长期而不短期。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一阵风”。而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具有组织延续性——一个品牌可以做十年、十二年，不因人员变动而中断。北京民进的“护航特奥”已连续12年走进特殊教育学校，“模拟政协”已坚持10年，这体现了组织化社会服务的长期积累。

　　其四，服务而能转化。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民主党派在服务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可以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制度化渠道进入决策视野；参政议政的成果，又可以转化为服务实践的资源和支持。服务与建言形成闭环，使“连接”不只是临时的撮合，而能沉淀为制度安排。

　　这四重优势合起来，指向一个清晰的定位：参政党是家校社协同中专业化、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不替代政府统筹、不替代学校主导、不替代家庭尽责，重点承担资源对接、专业支持和建言转化等连接性工作。

　　三、四个“嵌入”：北京民进的实践路径

　　理念要落地，得有具体做法。北京民进近年来的探索，可以概括为四个“嵌入”。

　　一是精准供给，嵌入需求的空白处。协同育人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是否找对了需求。平谷区的“0—3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瞄准的是郊区农村早期教育服务可及性不足这一民生短板。项目由民进北京市委协调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动平谷区总支部落地，是民主党派参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一次探索，已开展4次活动、覆盖200个家庭、提供32课时指导。房山区的“悦读童心·星光计划”针对特殊儿童出行不便的现实，以线上公益讲座为主要形式，服务特殊儿童家长2000余人次，提供选书方法和亲子共读指导。石景山区按0—6岁、7—12岁分龄设计绘本阅读和文字阅读，14次绘本活动覆盖400余人，6次文字阅读活动覆盖200余人。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不做“大水漫灌”，而是找准一个被忽视的缝隙，扎下去。

　　二是专业赋能，嵌入成长的关键节点。青少年成长有几个关键节点：职业认知的启蒙期、心理健康的敏感期、价值观的形成期。北京民进在这些节点上集中投放专业资源。海淀区以北京培黎职业学院为实体基地，建立职业启蒙教育基地，创新“传统+前沿”双轨布局，设置中医和全媒体运营师两大体验区，并同步编制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导师、基地建设三项标准草案。门头沟、丰台、西城三区联合推动“燕歌戏”非遗传承进校园，把地方戏曲变成青少年理解传统文化的入口。大兴区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推动建立“1个联盟、2支队伍、3项活动”的协同育人体系。

　　三是场景嵌入，嵌入真实生活场景。协同育人不能只在会议室里发生，它必须进入孩子真实生活的场景。西城区联合融合教育公益项目，让80余组普通儿童家庭与特殊儿童家庭在音乐、游戏和艺术中共同体验，“整场活动不说特殊”，用行动诠释平等。顺义区把阅读和运动结合起来，18场跑步体能公益课覆盖约450个家庭，课程中融入运动类图书推荐。通州区则把阅读推广嵌入城市副中心“15分钟阅读服务圈”建设。2026年4月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的全民阅读启动仪式，6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学大教育集团向“开明阅读”成长计划项目捐赠200万元，开明慈善基金会捐赠“开明书包”400个，并为“开明书屋”授牌。

　　四是机制共建，嵌入治理的结构中。最有价值的实践，是让“连接”制度化。海淀区的职业启蒙基地被明确称为“党委出题、党派答题”的统战实践，形成“党派+政府+学校+企业”四方联动机制；民进会员单位外研社依托850余家分级阅读馆、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的网络，持续参与《中国中小学生英语分级阅读标准》的升级完善。

　　从“做事”到“建机制”，从“项目”到“标准”，这是北京民进实践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条跃迁线索。

　　四、三点启示：让“连接”成为制度

　　北京民进的探索还只是局部经验，但它提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几个关键命题。

　　第一，协同的关键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把三方资源简单相加，得到的只是活动数量的增加；只有让资源之间形成实质性的衔接和放大，才能实现育人效能的倍增。这要求我们在设计协同机制时，不满足于“签了协议、开了会”，而要追问：三方之间是否形成了稳定的责任交接？资源是否真正流到了孩子身上？专业力量是否解决了真问题？

　　第二，要重视专业支持平台和协同服务载体建设。家校社之间缺少的往往不是热情，而是能够长期承担需求对接、资源整合、专业支持的组织化载体。“教联体”建设应当为这类载体留出空间，明确其参与路径、责任边界和保障机制，推动专业社会力量由项目参与走向机制化协同。

　　第三，要让服务与建言形成闭环。社会服务中发现的真问题，是最鲜活的议政素材；参政议政的成果，又能为服务争取更实的支持。这种“大服务＋大议政”的融合，既能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也能增强建言的针对性，是参政党参与教育治理的独特优势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说到底是要让三种教育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又彼此支撑、同向同行。

　　从“各管一段”到“同向同行”，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纸协议，而是无数具体的连接：一个书包的传递，一次职业体验的启蒙，一场不说“特殊”的融合活动，一门送到村口的育儿课。这些连接看起来微小，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完整生态。

　　而这，正是社会服务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价值所在——它不喧哗，却在一点一点地，把孩子成长中那些断裂的地方，重新连起来。

　　（作者单位：民进北京市委会社会服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