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州到泉州、漳州、厦门、宁波随地都要演说，总是阐扬革命主义，唤起群众，最可纪念的，在福州陪何总指挥阅了一次兵。

　　政务委员中，褚先生是兼民政科的，查先生兼建设科，朱先生兼教育科，我和蔡先生等都是“散员”，这时委员中又有庄崧甫、王廷扬两位先生，都是浙江的“名宿”，蔡先生还称王先生做“年伯”呢。

　　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委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我们却担任一件工作，就是各方推荐县长，审查“履历”：共产党两位委员对于审查报告，除了一部分不能否认他合格的外，总说某人是土豪，某人是劣绅，当然，我们也不认识得许多，我们也痛恶土豪劣绅，但是有一个方某，他是北大毕业生，五四运动学生会中老当主席的，担任浙江第七中学校长也好几年了，论他的资格“毫无疑问的”；可是，提了出来，一位共产党委员说他是土豪劣绅，就把他的履历扔过去了，王廷扬先生是他的母舅，正坐在这位委员的对面，他却“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极了，难道方某真是土豪劣绅？他的母舅既不说话，蔡先生和我自然无从插嘴。

　　这时浙江，还有一个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是张人杰，我和宣中华、庄崧甫、蒋梦麟都是委员。

　　光阴象箭那样地去了，东路军指挥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早占了上海，何总指挥也向南京进发，蒋介石也有到上海的消息了；凑巧，在三月底边的一天，我和邵元冲、蒋梦麟在大街上碰到一个队伍，后面一串的藤轿，最后又是队伍，邵元冲一眼膘着一乘轿里躺着一位很象张人杰先生的，后来一打听，果然是他，住在新新旅社，当晚我们就去看他，张先生住了几天，就约蔡先生和我们同到上海；这天，沪杭铁路经破坏后刚刚通车，车子还是到处遇险，我们坐的还是一辆货车，搁了几张椅子，到了龙华，就在白总指挥司令部耽搁了一天；大概，第二三日，蒋介石就到上海，住在枫林桥上海镇守使署，张先生邀我们一同到那里，也就一同住着，还有吴敬恒、李煜瀛两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也都由白总指挥那里同来的，也一同住着；我和蒋梦麟和中央党部没有关系，邵元冲是中央委员，常常想打听消息：但是四老（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是另住一院的，司令部出入是不得自由的，我们虽有“派司”，总是自己小心不随便走的。一天，蒋介石约了四老在我们卧室间壁一间屋里（蒋介石常在这里会客）谈话，邵元冲撞了进去，立刻被撵出来；又一天，胡汉民先生来访蒋介石，也在这屋子里，我有事要绕这屋子过，看见他们主客必恭必敬地坐着。这间屋子和我们卧室，实在只隔一扇门帘，我们也没听他们多说什么话。

　　四月七日（或六日）下午，说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了，也就在上面说的这间屋里，我们进去看看，桌上有一张油印品，好象学校里的讲义，邵元冲拿来一看，便说：“这象是我寄给总司令的，上面还有我写的话，已裁去了。”我们仍就退了出来，一忽儿，张先生叫人请我进去，说委员会秘书都不在这里，请我“权充”一下，我当然只得担任下来：这天，就决定了“清党”，根据的是蒋介石提出的那张油印品，连同一张油印的名单。傍晚消息恐怕要有事变，就是共产党要占上海，到了晚八九点，又得消息，没有问题了，巳由帮里朋友出来维持了！我们不过听听，安慰安慰自己。

　　第二日，四老和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三日或第四日，张先生找我和蒋梦麟回杭州主持政治分会，加上一个陈其采，主持政务委员会：这时，杭州的军事机关，也执行“清党”命令了，共产党自然逃避，褚辅成、沈钧儒两位不晓得为什么也被扣了。我们回到杭州，委员会已成星散的样子，我们布置了一个新局面，过后便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政府，仍是张先生主席，我兼任民政厅长，周凤歧军事厅长（周凤歧在抗战时在上海亚尔培路被暗杀），阮性存司法厅长，陈其采财政厅长，蒋梦麟教育厅长，程振钧建设厅长，陈训政、蒋尊簋、黄人望、马寅初等都是委员，邵元冲委员兼秘书长。

　　我向来做事，只望前进的，很想把浙江的“吏治”和风俗、“民食”等等计划改革一下，叫厅里的职员草拟了许多计划以外，还请朋友帮忙，想逐渐实现出来，尽我力量的可能，先从“吏治”人手，我对县长警察所长等人才很为注意；但是，和人民最接近的是警察。中国的警察，从来就是糟糕得厉害，警察所长和“警佐”介绍来登记的却特别多，我定期和他们说话，看了真是头痛，有些样子竟象清朝的“佐贰杂职”，看来除了能够伺候长官以外，对于人民会发生些什么？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说话，不能说？不必说？不敢说？大概还是不敢说吧。向来政府里只有长官说话的，他们大概是遵守这个原则吧。

　　人民告状的非常的多，告警察的就不少，这也可以晓得向来警察的成绩了；钻谋警察所长和“警佐”的非常的多，托我的朋友写介绍信来以外，也理金顺泉的弟弟金ＸＸ包办丝茧捐，找孔凤春香粉店的老板孔继庸出面担任丝茧委员；这种事情，每年照例的公事，作弊赚钱，也是公开的秘密，不想在萧山正是省党部“主委”沈玄庐宅子相近的地方，被踏着了，沈先生就叫那元冲蒋梦麟报告了张主席，立刻命令省会公安局长章烈把金顺泉弟兄两个都扣起来；金顺泉当然优待些，留住在公安局；各银行首脑大商家的领袖都在商会会长王竹斋家里开会，因为是革命的廉洁政府，不敢向政府说话，尤其是公安局归民政厅管的，我的难以情说，他们是领教过的；因此，大家束了手，不过说“如果政府太厉害了，我们只有大家同来对付”，银行方面尤其一致；马先生得了这个消息，着急了，特地来告诉我；可是，我满不晓得，我怪沈先生们不该这样卤莽，张先生也该和我接洽一回，我立刻往见张主席，问他有没有这件事？他说：“元冲、梦麟叫我立刻命令公安局这样办，否则要被他们逃脱了。”我说：“只对金顺泉不该这样办，因为这件事并没有拿到他有关系的凭据，现在银行商家这样的态度，闹了事，我们政府要为难了。”张先生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当然，也是我的职务范围内的事；我就把秘书长许宝驹先生请来（这时邵元冲任杭州市长，秘书长换了陈布雷，又辞职了，由许有“投吾所好”，间接直接送扇子文玩来，我除了拒绝以外，便给他摘了登记簿上的大名。有一天看到一件公事，是绍兴县柯桥镇警察分所所长——警佐ＸＸＸ“呈请辞职”，我很诧异，居然有不要做警察所长的？看了“呈文”，他老实说，“柯桥警佐每月有六百元的收入”（比厅长还多两百元），但是，他的本薪不过三十多元。但是，他做不下去，因为应付的困难；他并且声明如果不准，他也不负责任了，我就把同我去福州的那位王永祥先生找来，把这件公事给他看了，请他去担任，因为王先生是厚道人，而且他的“家景”还好，他又是法政学校毕业生，我给他说清楚：“这是委曲作的：但是，我们革命党来搞政治，就得把颜色给人民看看。”他只得应许了：他在柯桥做了三年，叫苦不了；但是，得了人民“恭送”的许多颂扬他政绩的东西。直到朱家骅先生做民政厅长的时候，苦苦辞掉。

　　这时候，“廉洁政府”是省政府门前的“饰物”，浙江第一次省政府委员，除了陈其采先生以外，都是从书堆里来的，我们本来“清白乃心”，而且张先生和我们约，要做点成绩，给各省做榜样，我们自然更兴奋了。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马寅初先生来找我说：“明天恐怕要罢市了。”我诧异起来，什么话？他告诉我：为的是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先生继任，请他立刻出了一张布告，说明政府的态度，告诫人民必须安靖；同时，我把商会会长请来，嘱他明日由两家银行具保，把金顺泉保出去，这件事另外依法办理，算解决了当晚的困难；后来这件事由省政府和法院共同审讯了结。可是，革命党也有很多做官发了财的呀。

　　我自己晓得我是不会做官的，在省政府里又兼了常务委员，张主席再把他的私印交给了我，除了关于建设的计划，他感兴趣的，以外的事都由我代表了他，自然招来妒忌，尤其是省政府改组了一次，一位曾经共患难的朋友落了选，就怪着我不帮忙，就和周凤歧、ＸＸＸ、ＸＸＸ等合伙靠着中央有背景，要挤去我。（周凤歧大概为了夏超独立的事。）有一天，蒋介石忽然给张主席一个电报，大致是说我不孚众望，嘱我辞职，张主席给我看了电报，叫我“不必介怀”，又说；“这事我明白的，我今天正要往南京，我会给蒋先生说明的。”果然，也就没事。不久，蒋介石因和“桂系”诸位大将不能谅解，自动“下野”，张主席正在上海得了消息，立刻电报催我到上海，叫我给他拟个辞职电报，我也自然辞职了；果然，周凤歧做主席了，杭州报上立刻发现“马叙伦卖官得贿二十四万存在汇丰银行”；也有“扬言”。“马叙伦被打倒了。”

　　张先生离了浙江不久，做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忽然给我一个电报，叫我立刻到南京。我到南京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电灯，比我小时读书用的。菜油灯还暗，张先生后来和交通部长王伯群争办电气事业，也是有原故的。我问张先生：“为什么事招我来？”他说：“我想请你来做秘书长，如果你来帮我，我做常务委员就有作用了。”我说：“要我来帮助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吕芯志筹做得好好的，况且他是谭先生（延闿）的人，怕不可以换吧”，张先生想了一想，对的，我仍就回了上海；不久，却发表了我做国民政府参事，我向来帮忙不帮闲的，辞了不就。到了十七年底，大学院改了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我任政务次长，这是我第三次做教育次长，也是我最后的“官阶”。

　　老实说，我离开浙江省政府以后，就“灰心仕途”，想学“信陵君醇酒妇人”，再来做教育次长，只是还捺不住一点火气，人家说我被打倒，不过说我丢了官，我就再做一次官看看；所以，这次做官真是做官了；但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我还是每日早到迟归，“案无留牍”，也办了一件改革大学制度的事情，又替蒋部长顶了二次大学潮，但是总叫人灰心的，为了国民教育问题，我们正在计划，中央党部政治会议竟把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传资的计划发到教育部叫照办，我觉得戴先生的计划要得要不得，另是一个问题，政治会议直接把他的计划，不经国民政府和行政院而直发到教育部，将来这种事情多了怎样办？又一次，国民政府秘书（陈立夫）来了一封“便函”，说：“奉主席（蒋中正）渝：着教育部发给留日学生ＸＸＸ书籍费贰百元。”蒋部长问我：“怎样办？”我说：“搁着吧，我们部里预算，都有规定的，这笔款子，数目虽小，没法支出，而况主席命秘书‘便函’叫我们部里发款，怎样能照办？就是主席正式的命令，也该由行政院转来，搁着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样的事，实在不易应付，就是做官，官兴也不佳了，又碰着我家庭的问题，就此辞职，那时“赋诗”一章，有“从此柴门不再开”一句，就是我的“誓墓文”。这是十八年的冬天。

　　在杭州住了半年，北大找我回去，我想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写成了，就迟到二十年一月才去北平；但是，《疏证》并未写成；这是第四次还北大了，我又依我六年回北大的方针，只教书，不问事，连评议会当选也不应，才把《疏证》又陆续写了许多；可是“九?一八”的事情发生了，心里虽然郁闷，还按住不动，这时，我的环境也坏，就渐渐地多做诗了。

　　我做诗是没有‘师承”的，也不向古代诗人坟墓里觅他们的尸骨，不过在自己的园子里拉拉唱唱，不过写我自己要写的，从“九?一八”后一年起，每年的“九?一八”，总要胡诌一首，就把我对每年“九?一八”的意思留在纸上。到得热河也失掉了，敌人的飞机出现在北平空中，我的母亲年纪七十多了，就把老小都搬回杭州；我呢，为着生活，仍在北大教书，身体还不健康，所以感觉到一种悲凉。我的诗境也跟着悲凉。

　　直到二十四年，敌人侵略华北更露骨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人们，尤其象我一辈的人们，从前怎样慷慨激昂伴生命来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声求气应”，又有了结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和院里的教员李达、陈豹隐等，北大有我和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都要说话了。这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长是胡适，法学院长是周炳琳（北大学生，五四运动里的一员）；校长是政府任命的，自然必须“仰承意旨”；周炳琳是国民党党员，也做过教育次长，不免是政府派（现在周先生任北大教授，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胡适是主张好人政府的，这时，这些好人已“登龙门”了，胡适当然也是靠政府牌头的一个，而且他是蒋校长的亲信呢，所以北大已不是当年的北大——五四运动时代的北大。为了抗日问题，一晚教授俱乐部聚餐，餐后开会，却加入了高级职员（在先许德珩先生主张不限教授，不得同意），吃饭多些人倒也有趣的；可是，开会的时候，应该不是教授就退出了，“然而不然”，我们自然不好意思竟请他们出去的。原来，当局们晓得如果讨论抗日问题，一般的看法是会通过的，因为究竟北大教授传统上的关系，主张抗日的会占多数，所以拉上高级职员来凑场子；这晚对于抗日问题，我当然是主张北大教授，应该表示态度，而且主张抗战，许先生是附议我的，尚先生也同意我们，陶希圣说了些令人不可捉摸的话（那时他是汪派），胡适便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他是相当会说话的，很宛转地说明应该让政府去主持的意思；?周先生当主席，很拿主席的地位，想硬压下我们的主张，竟有越出范围，拿党的地位来说的话，我也只得不客气地和他抬了一阵杠子，这晚没有结果而散。

　　过了几日，又是照样聚餐，再讨论抗日问题，依然周先生主席；我和张黻先生开了辩论，插入一位樊际昌先生（北大教授兼总务长），酒气熏人，发了许多带“醉态”的言语，然而也不过为政府派“张目”；最后主席拿出一张字条，写着对日外交的五项主张，都是报纸上见过了许多“人云亦云”的一套，总之近乎不外“避实就虚”，周先生还宣布着；“政府有命令叫各大学校长，教授，学生各推代表入京陈述对日问题意见；蒋校长校事甚忙，不得分身，已请胡适之先生代表人京，我们教授也可以请胡先生做代表，把这些条件带了去。”我马上答复；“我们大学教授的身分，对于国事的主张，不能‘拾人牙慧’，这些条件，说的人也多了，何必我们大学教授再来重说一遍？况且胡先生既做了校长代表，校长是政府任命的，我们教授如果认为该派代表，也得另举，决不可以叫胡先生‘兼代’。”这样，又和樊先生争一阵子嘴，我就跟着说：“要这么办，我就退出吧。”尚先生还起来说话，我就退出了，后来怎样，也没听得再说。

　　我和白鹏飞先生等就约了各校的“同志”，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或者是抗战）救国会，我被推做主席，白先生做副主席；这时，上海也有了百岁老人马良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北方的朋友，戏称：“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

　　北平究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各公私立大学中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每日的演讲会，座谈会，弄得我兜不过来，经过十几天，只好“敬谢不敏”，实在累得病了。（待续）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