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墙作为历史载体和文明记忆，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其独特的价值内涵构成一份丰厚而珍贵的世界性文化遗产，为全人类所共享。寻找与城墙相关的史料，细细理解品读，是文物工作者的职业习惯，也是一种特殊爱好和乐趣。

　　中国是东亚文明发源地，修筑城墙的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城市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以《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为代表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以《管子》为代表注重环境、追求实用的思想体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尤其是都城的营建规划。

　　早在周代，中国已有王城“营国制度”，在宗教、礼制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制约之下，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周礼·考工记》筑城思想为中国独特的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基础。《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对汉以后历代都城影响深刻，它所设想的“理想王国”的蓝图，蕴含天下一统、君权至上的思想，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推崇。

　　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展开新的文明对话。当时意大利商人、遣使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1275至1291年间游历中国，《马可·波罗行纪》作为他在中国的旅行纪实，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古老的中国，将中国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

　　《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中国40多个城市乡镇，详细描述了元代中国社会。北京城墙的历史始于元代，元大都为今日北京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可·波罗笔下的北京，其“美妙之极，未可宣言”，近30公里的城墙用土夯实而成，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城市。元大都“新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则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

　　《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引起轰动，中国元朝繁荣的大一统王朝被西方人所熟知，他们对古老、富饶、神秘的东方帝国怀有无限神往，但也有很多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所赞誉的中华大帝国表示怀疑。在他临终前，甚至有人要他承认游记内容纯属虚构，马可·波罗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的叙述，还不到中国实际富有程度的一半。

　　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政治家和学者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一书问世，在欧洲引起轰动。这部百科全书有关中国自然、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政治、经济等，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门多萨在前言中明确表示：写作此书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对马可·波罗持怀疑态度。

　　门多萨较为客观、真实地把16世纪的中国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国家意识到：中华帝国的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家管理体制完善以及国防力量强大，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门多萨的著作直接影响到当时欧洲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

　　明代中国曾有两个筑城高潮。明初洪武及永乐年间，大规模营造都城，大部分府、州都兴筑或重筑了城郭。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大量的卫所城市。明代中后期景泰至万历初的百余年间，大多数府州甃以砖、石，重修城郭，多数县城兴筑或改筑。明代后期，全国约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门多萨书中写道：“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

　　明朝自开国以来二百年间实行海禁，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发展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中国文明。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利玛窦的著述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被中国人尊称为“泰西儒士”。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再次轰动欧洲。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技术推动宗教传播的过程中，给中国带来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使中国在天文历法、舆图、水利和火器等方面科学水平有长足的进步。

　　《利玛窦中国札记》赞叹中国城墙的宏伟：“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得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四人或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有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去消遣，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利玛窦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详细全面，他也领悟到了中国城墙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描述了一些著名城市：“在整个中国和邻近各邦，南京被称为第一座城市。它为三座城墙环绕，最里面的是皇宫，最为华丽，宫殿依次由三层拱门墙所围绕，四周是壕沟，其中灌满流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能有超过它的宫殿。第二座宫墙包围着包括皇宫在内的内墙，囊括了该城的大部分重要区域。第三重墙是不连续的外墙。北京是中国王朝的所在地，位于国土的最北部，距离抵御蒙古入侵而修建的长城约100英里。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以及防御都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上海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这座城市因位置而得名，‘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周围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子和城里的房子一样多，共有4万多人家。”

　　城墙的原生价值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防御设施。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提高，兵器不断演变发展，城墙军事防御功能逐渐衰败。从西方人士看来，中国城墙从一种防御性建筑转变成带有东方美学意味的景观，岁月变迁中城墙所隐含的人文历史构成了中国吸引力。

　　17世纪至20世纪初，不断有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探险家等西方人士进入中国，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他们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图片及文字记载，这些图文史料视角独特、内容详实。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摄影术，并很快传入中国。直观形象的图像资料生动解读和印证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西方人镜头中定格的那些城墙，如今在岁月变迁中大多已损毁。部分中国城墙的影像史料被保存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大学图书馆。

　　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流行一种特殊的立体照片反映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也流传到了中国。美国金士顿立体视图公司曾经印刷明信片展现近代中国城市风貌，其中一张为民国初年南京城，可见巍峨壮观的南京城墙，护城河穿流而过，城墙边密布着低矮的民居。明信片上几句简短的英文写道：“与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城市一样，中国古代的城市有高大的城墙作为保护。但如今，无论城墙多么高大坚固，都无法与现代火炮相抗衡。数百年前人们攻城时使用的是冷武器，而不是重型火炮。进攻者需要爬上高墙进行攻击，可是当他们爬上去以后，守城的一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击退他们。城墙顶上是一条很宽的路面，可供防卫者进出城里城外。城墙上设有藏兵洞，可以隐藏和保护守城的士兵。城墙外面挖了一条很宽的沟，往沟里注入水以后就可以作为护城河，阻碍敌人接近城墙。”

　　可以看出，民国初期南京城墙余威尚存，但在火炮等先进武器面前，其军事防御能力已经大为减弱。明信片还提及一个重要细节：清末民初南京城仍旧执行朝启夕闭的城门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上都设有城墙，中国著名古都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京师，其城墙更具备典范意义。在元大都基础上，明清北京城经过五百年建设，形成近乎完美的帝都格局。20世纪初，瑞典人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形容北京城墙为“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来自瑞典的艺术史大师、哲学博士、汉学家喜仁龙，1921年获国民政府总统特许考察北京城墙，在溥仪陪同下成为第一个获准进入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北京紫禁城实地勘察和摄影的外国人。他花费半年多时间逐段拍摄北京城墙和16座城门，他视北京城墙和城门为世界奇观，“作为北京历史和地理的界标，是最美的景观，里面包含着中国历史某些重要篇章的可贵线索。”20世纪初北京城墙正不断遭受破坏，喜龙仁对城墙和城门的未来忧虑：“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

　　经过科学考察测绘并结合文献资料，喜龙仁写成《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192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书中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以及大量工程勘察记录，喜仁龙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大量北京城墙实景照片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筑大师梁思成深受喜龙仁思想观点影响，这也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挺身捍卫北京城墙的理论根据。

　　如今，北京城墙与城门几乎丧失殆尽。喜龙仁的著作成为北京城墙最完整详实的史料，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正是由于这位外国学者的努力，北京城墙珍贵的历史身影得以存世。

　　城墙起源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直接相关。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核心要素，它为城市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安全空间和基础保障。离开了城墙，城市文明无法独立生存和持续发展。城墙记载着城市的变迁和历史人文事件，成为见证城市文明和人类命运的纪念物。古老的中国城墙蕴含多元文化价值，物化了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我们对身边为数不多的古城墙心存敬畏。

　　（作者系民进会员、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