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在我的高校申请并通过的科研基金研究课题《发现文本——散文诗艺术审美》一书的第四章《发现和判断“意义化”写作文本》中，评述了当下中国散文诗创作的现状。以文本细读和分析，来评述当下的一些重要文本。我以晓弦的《怀春的驴》《也说蟾蜍》《捅灶灰者说》《放生的蝉》《桃花算术》等作品为例，谈了文本的特点，即叙事中的“趣灵”之美。晓弦的散文诗文本，所映显的诗性，超然了本质，有如庄子美学“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摆脱了现世的沉重而达至精神的开脱。我的评述，或许偏颇，但却是针对他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写实或“同质化”的文字。当下散文诗，有特点的文本，着实不多。而能带有“标签”的独特，也确实不易。如同一位歌唱者，一亮嗓音，就很独特。晓弦的文本，无论语言、语境，还是蕴含的审美意境，与当下一些乡村文本不同。但他并非为贴标签故意为之，而是长期修炼得来的功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独特语境文本中的“叙事”手法，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晓弦在散文诗坛耕耘，已有数十年。他的散文诗，具有很强的文本叙事性。看似轻松，实则厚重又不失趣灵之美。从创作题材看，主要有以下：一是“仁庄”之人与物的叙事文本。二是“仁庄”之现代寓言喻指的叙事文本。三是“仁庄”趣灵的叙事文本。略论如下：

　　一、“仁庄”：人与物的叙事文本

　　“仁庄”系列，是晓弦散文诗创作具有历史感的“故土”系列。“仁庄”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归宿和心灵伤痛的故土。我不知道，晓弦的“仁庄”，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诗人有意设置的一个理想家园？反正，这样带有宗教色彩的村庄，或是一个理想（“仁”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生命理想）的桃源胜境，那么诗人所怀抱的，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来抒写？其实，我们每一位诗人，在文本写作中，都或多或少，在内心设置自己美好的存在。这种美好的存在，呈现着两个方面必然因素：一是由概念假定（或真实）的精神依托的必然本态的存在。二是这个假定（或真实）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伸缩性，从而有可能地，盛装诗人独有的审美理想。自然物象的生灭变化，社会事物的纷纭复杂，以其独特的风貌与审美创造，让主体情感更为广阔和从容。中国艺术美学里的“感兴”范畴，最能说明这种本态性的存在。所谓“感兴”，就是“感于物而兴”，指创作主体在物象敞亮的触发下，在心灵深处诞育的艺术境界之心理状态和审美创造方式。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认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家，笔端总是流出像阿米达的魔杖，能够从荒漠中唤出灿烂的春天。因此，晓弦散文诗文本中的“仁庄”，或是过去了的不曾存在的，或是存在的，或是未来仍有历史可寻的一种生活理想。他在这些个“仁庄”里，都会揭橥自己的思考，并能在强大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顽强的精神活性。

　　《考古一个村庄》，以第三人称“他”为主体，言说“仁庄”的古老与沧桑。“考古学家”对仁庄的判定，从而让“仁庄”有了“历史感”，有了故事，有了如同“烧饼”般的诱人香气。“道路，城墙，楼台，学宫，府衙，道署，寺庙，水塘，沟渠，牌坊，古树，闸前岗，府前大街，田螺岭巷，花园塘巷”等等这些，皆是古典城池元素。那么，“考古学家”根据什么，来判定这是一座城池的呢？或是“线装书”，或是想像。晓弦有意设置了一个先知者或追梦者——其实也是诗人对传统消失、时间带走历史本象的追问。存在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辨证，或是诗人对乡村传统人文失落的思考。

　　《终于说到梿枷》有纯美的意蕴。传统的物象，在现实中的窘迫。因为搁置，所以有了“终于”。终于想起来，民间还有如此的农具。梿枷是秋天的一种打麦农具。它被一种力量，高高举起，在天地之间，转动、飞扬。它被一种力量举起，它在天空里跳跃，虎虎生风。它与收获的麦捆、麦穗之间，倾情交谈、互动，就像翩飞的“蝴蝶”，一次次栖落、又一次次飞起，充满了活性。大地谷场，在它的拍打下，立即堆满了饱满的粮食。而从麦粒，到麦穗，再到打麦场脱出的麦粒，似乎就是一个生命时光的行进或递进的基因链条，将一整个儿的生命存在，完美地系连起来。这个过程，由一个飞旋的梿枷，来阐示、来喻指、来言说，不能不说是诗人巧妙的观察得来的思考。梿枷之重，梿枷之轻，梿枷之上下翻飞。苦难的跋涉，让粮食完成了自己莲花般的“脱胎换骨”或“观音转世”。结尾处，诗人以解谜般的哲思，进一层地言说了这种生命自身兑变的意义：“仿佛真有三生劳役在等着她，真有惊世骇俗的大爱，需要蝴蝶一生的尖叫才可救赎。”一个寻常的打麦器具梿枷，被诗人赋予了独特的生命理念。

　　《纸上的仁庄》读来令人扼腕。“将仁庄放在一张纸上，将仁庄的老人孩子、仁庄的猪羊鸡狗猫鼠放在一张纸上，将仁庄四平八稳的节气，以及奔跑的油菜花，放在一张纸上。”一张纸，就可以将有着传统的古老仁庄血肉翻飞改变，这是多么的不堪。资本的进入，让本来生态本色的乡村，成为被现代工业肢解了的躯体与骨头的鱼肉，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本真。现代社会对大地的疯狂掠夺，更是对生命精神的掠夺、冲击。诗人道出了内心的无奈，也说出了惋惜。如果说所有的铺垫在前，那么最后的结尾，似乎更能说明什么。而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并不值得我们引以为傲。“办公用纸”与“描图纸”，像一把把屠刀，割裂了仁庄的未来。经济发展，屡屡呈显残暴。诗人以仁庄“被迫改变”，言说精神心灵图景遭到瓦解的困惑。“身体臃肿了”“河流的声带镶满厚厚的铜锈了”“油菜花、麦子与水稻不再季节里奔跑了”“千年的小河一夜间静脉开始曲张”“刺鼻的风”等等，喻指仁庄的古老难以再现。当然，《纸上的仁庄》有别于艾略特《荒原》所提供给人们世界图景的模糊与混乱。

　　《捅灶灰者说》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体，简单几句，便将一个“捅灶灰者”的形象托诸而出，跃然活脱。“我喜欢调侃，并告诉那些目不识丁的女子：一灶洞的灰烬，可做十筐墨水，可做千筐天下文章，陪伴万颗秉烛夜读的书生的心。”平凡与超拔之思，卑微与尊贵之辨。

　　《农具经典》以“都是我人世间最好的兄弟啊”启引，耖、耙、犁、耱、锄、镰、镢、斧、锹、担；磨、砻、碾、杵、臼、盘、筐；风车、碌碡、辘轳、梿枷、升斗、簸箕、扁担、木轭，“农具的气息”，就是“汗水味”“牛粪味”“太阳味”。农具经典，其实也是“农具辞典”，都能牵出人的映像。每一个农具，都有独特的稼穑之美。写农具，其实就是写人、写劳动图景。但是，这些有功于“传统农业”的农具，已然在现代大农业机械化进程中逐渐式微或彻底消亡。农具的消亡，喻示着“乡愁意识”的消亡，也喻示着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失落。传统文化，也在此沦落和逐渐消失。作为农人出身的诗人，所感悟的，是深刻的农业变革给农村带来的命运改变，是当下普遍意义的改变。

　　《干鱼塘》也是一种被榨干血脉的理想失重之惑。鱼塘干涸，亦是梦想破灭。此章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对被鲨鱼啃尽肉体只剩下骨头的大马林鱼的喻象。二者同样有“理想破灭”带来的精神惶惑。另有《属土的父亲》《父亲的黑色幽默》《贫困有钻石的面孔》《仁庄的小心眼》《对仁庄的一座草屋的回望》《灶间生活》《敲麦地》等等，没有厚重的乡村生活体验，无法筑成如此厚重的文本。而这些，与“仁庄”相关的人事与物事，无不都似诗人面对故土存在与虚幻的追怀，无不都有着一种淡淡的人生失落所带来的心灵怅触。

　　二、“仁庄”：以现代寓言喻指的叙事文本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物感”说，在那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陆机在《文赋》序中这样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是谈诗人在四季改变中引发纷繁的思绪。但也并不能把这里的“感物”限定为自然风物。诗人是生活社会大环境中的人，其内在触觉，每时每刻，都源于社会大境遇与个人遭际。所谓“叹逝”与“思纷”，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社会性”内容。刘勰《文心雕龙》同样也论述了“感物”与“体物”的关系。到了宋代，苏轼则以“感物”说，来阐发他“自然为文”的思想。

　　这些诗学之辨，都是通过诗人的内心来铸造完成。

　　晓弦笔下的“仁庄”，其实是他时刻审视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在身体里，又在身体外。它是坚强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尊青瓷，稍不注意，就有碎裂不复完整的可能。它跟随时代命运而变化。但是，如何认知并承受这种被时代大机器辗轧的变化，需要诗人自己来品咂。那么，以奇诡的笔法，以巧妙的叙事嵌入，以与别人不一样的感悟，来成就文本，则是功夫。

　　《大树的欣喜》，树在不同的位置，喻示着不同的阶层和尊卑。像“新娘子”同时也是城里比黄金贵的别墅的周围的樟树、桦树、黄桷或者青桷，则成了一群觎觊者掠夺的对象。因此，这些高贵的树，就成了“另走他乡”的“新娘子”。这种“抢亲”式的虢夺，无异于一场杀伐，从而让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高贵的树”背井离乡。诗题所说的“欣喜”是不存在的，这些树将成为另一个地方的“卫士”，从此低眉顺眼，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章很有品咂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诗人不露声色，完成了批判现实社会的掠夺本质。因为掠夺，让大树失去自由，让大树失去故乡。这些“令仁庄敬仰已久的大树”，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挖掘，被捆绑，被“搞掂”。欣喜乎？快乐乎？哀哉乎？

　　《五谷杂粮的起义》，时间设定冬天或一个“暖冬”，作物种籽的休眠季节。诗人，以“说一通胡话”，进入“剧情”式的演绎，介说或诗意调侃，都是因为，所有悖离了农事稼穑本质的“五谷杂粮”，其实都是无奈。诗人将水稻、小麦、大麦、高粱、土豆、蚕豆、豇豆、赤豆、毛豆、胡萝卜、莲藕、农作物的习性与品质，在并不是时令的季节里“密谋起义”。暗喻了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环境遭到了破坏。村庄里的水泥晒场，也成了被锯倒了的黄桷树与黄杨树的堆放场所。那里已不再是盛放五谷杂粮之所，那里成了杀伐环境的陈列场。在这里，批判现实义不一定剑拔弩张，也可以隐喻批判，这当然更有效果。当然，离奇的、趣灵的批判，更具陌生化效果，也更具有力量。晓弦是散文诗写作的高手，这种手法，他运用的十分老道。

　　《水獭的故事》，“镇住孩子的哭闹，只要说水獭来了；止住婆娘夜啼，只要说水獭来了；解散夫妻别扭，只要说水獭来了；让长者在弥留中醒来，只稍说，水獭来了，水獭来了！”古老的乡村，总是有着某种神性力量的存在。人们只有敬畏，只有不断地被暗示，被警示，才不会逾矩。在乡村，“水獭”是神灵，是仙者。那么，这些个神性之物，又总与古老东方的传说有关，与人的精神本质有关，与对敬畏神明有关。离神明近的乡村，必能守住道德。否则，人就如同毫无思想的苇草那般随水而生、随风而伏。“水獭”是一种神性的精神征象，诗人将这个精神征象，写的魔幻，写的怪诞，有如蕾梅苔丝的充满魔力的飞毯。

　　《捉鬼的舅公》，“一只萤火虫，可以是他罩住的野鬼；一只红蜻蜒，可以是他网住的饿鬼；一条绿水蛭，可以是他缠住的水鬼；一只花蝴蝶，可是是他擒住的色鬼。”文本中设置了“舅公”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先知者、评判者、审视者。他对于世事洞察得清楚，他总会在人与鬼之间周旋，指证人鬼矩限和逾界了的社会道德。从个人之病到社会之疾，擅长“捉鬼的舅公”全看得清楚。也因此，最后他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疾患者。在那人鬼不分的岁月，人活着不如鬼。说鬼话，做鬼事，是常态，谁也无法治愈这种病入膏肓的疾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爱上了那种难以治愈的时代顽疾。通章弥漫着东方式的“神文化”光泽，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以巫术文化与神性与现实结合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魅惑。

　　我在《上海诗人》2013年第5期《当下散文诗亟需批判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一文中谈到散文诗写作，要改变“同质化”倾向，需要在手法表现上进行改变——“我始终认为，散文诗要引起文坛注意，必须借鉴其它体裁的写法。比如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理念“移植”到散文诗文本的创作中来，增加其趣味性、合理性与批判效果。还因为语言的陌生化，也能为意境的打造服务。没有语言的陌生，就没有意境的陌生。这是散文诗文本写作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散文诗的‘轻巧’而放弃探索。‘小中见大’是文本创作之道。”其实在晓弦的诸多文本中，他已经做到或早已做到，并且如此出色。

　　《蟾蜍》也是如此，他将蟾蜍与人，进行联类思考。“她们喜欢群居，像我家的几个穷亲戚……”亲切而不疏离地言说。另有《春之驴》“像与岁月拔了一辈子河的纤夫，公驴将身上粗励的绳子死死勒紧，仿佛跟春日有天大的情仇似的。”以及《麻雀》的卑微、低贱，为人所不屑一顾，但诗人却有独到发现：它们是智者，是灵性之鸟，是“鸟类中出色的写意画家”。以及《薯类植物》“为红薯歌唱，就是把红薯看作是我们的心脏。”还有《沉默的羔羊》《鸟有先知》《鹊巢》《鹁鸪》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晓弦散文诗文本写作的独特功夫。

　　三、“仁庄”：趣灵的叙事文本

　　梦境、幻象、呓语，语境的悲郁如风，力图以一种荒诞的语言和思考，生成一种厚重的思想文本。晓弦的散文诗写作，或对生命自身的省察，或对精神故乡的寻找，或对人性的关注，或对物象寓言般的叙写。但是，归根到底，他都是要以温润的灵魂，去抚慰一种柔弱；以对弱势群体生命品格的赞扬，来回馈对坚守的精神道德的敬意。诗人在写作中，不去迎合某种需要，而是以人文本色，抵抗现代社会的“精神无根”的侵扰。从语言的迷雾中走出，让主观体验在文本创作中尽情展露。而诗性的睿智，语言的喻象，其实就像悬浮大海的“冰山”。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仅仅是浮在海面的那一小部分，海水之下的大部分冰山，我们还没有发现，但它却具有强大的力量，承载着整个冰山之重。散文诗文本的强大隐喻也一样，它所承载的，正是那些被隐藏了的在“原象”之外的审美喻义。

　　《推土机要去天上推太阳了》“推土机要开到云朵上去了”“推土机要去天上推太阳呢”，文本中虽然是借一个孩子“小蝌蚪”之口，说的天真童稚之语，形象喻指了现实蛮横的资本扩张对农村土地带来的戕害，是一章非常棒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类似小说文本插入人物说话的巧妙设计，我在《红楼梦》中读过，比如焦大对贾府的怒骂，实则是作家曹雪芹有意识设置的一种评价。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作家本人不表达观点，而是让作品中的一个粗人焦大，以酒醉罡骂的“粗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手法，极具魅力，也极其佳妙！在文本中，“推土机”是一种强权意象。这个时代，强权所到之处，一定会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而古老的乡村：桑园、竹林、孤坟、宗祠、卸掉了门窗的楼屋，这些代表着历史文明的古老乡村物象，都是被现实罪恶的强权杀伐的对象。中国乡村文明的脆弱性在强权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作品《推土机要去天上推太阳了》，设计得巧妙、精彩。有如佩索阿的《惶然录》，通过一种明喻，通过“童稚之口”，来言说当下地方强权乱作为，对农村的掠夺。作为强权标识的“推土机”，除了开到云朵上、除了上天推太阳，在金钱面前，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妄为的呢？

　　《放生的蝉》像一部儿童剧的故事片断，写七岁淘气的“我”上树捕蝉，从高高的柳树上掉进了深深的池塘。“我孱弱的身子居然海绵一样浮了起来，沾满淤泥的小手，居然抓住了大柳树裸露在水里的根。”“后来方知，池塘曾是仁庄庙的遗址，我落水的地方是庙前有名的放生池。”“难怪喜欢礼佛的爷爷爱唤它放生塘。莫非，今生今世，我是佛陀放生于尘世上的一只土拨拉机的鸣蝉儿……”人与蝉的联类，池塘与善念的关联，放生与救赎的因果，暗合着中国民间奉行的悲慈善行轮回的生命观。

　　《桃花算术》很耐咂味。“桃花”在中国民间喻意是美好，也是枯木逢春的喻意。以桃花来喻指某种期待，在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晓弦的这章，我多年前读过，一种内心融融的春意，顷刻涌现。而如何数桃花？只数一朵，是“桃花扇”，让人想起《桃花扇》里的李香君与侯方域的忠贞爱情，是少数中的少数；只数两朵，是“桃花运”，让人盼怀的吉祥美好，是多数中的多数。那么“三朵，四朵”呢？“嗨，可别这么数。要摘一枝青青的柳鞭，跑马溜溜地数，要用燕子黄嫩的呢喃数，用蜜蜂甜蜜的翅膀数，用蝴蝶细微的尖叫数。用你前世和今生，用你的全部的热爱和怜悯数。”由数人，到数自然性灵，这才是诗人想要喻指的那种生命遇春般的美。灵趣的民间命理，是幼小之年对某种精神依托的渴望，揭橥在“桃花”般的热爱里了。

　　再如《她搬动柴禾样的理由》：

　　我忽然发现，她的力气足够大，将我这样一个大男人，从幽闭的屋子里，一下一下推搡了出来。

　　她推我搡我的时候，脸涨得彤红，并且娇喘吁吁；

　　却难以分辨，是在生气，还是在使劲出力？

　　推我出门的一刹那间，我本能地抓住门框，仿佛抓住了滑溜快乐的理由……

　　“别忘了，这间房子是我的！”她歙动粉红的鼻翼，喃喃地说。

　　是啊，她要冒多大的险，她要搬动多少柴禾一样的理由，才可把身体深处一丛丛烫人的闪电，一一熄灭。

　　我读这章，福至心灵。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纯真、美好、朴实，画面感强，也有趣味儿。这种“忆人”之美好，每个人都有过，而诗意的爱的生活体验，却有薄有厚，有浅有深，有浓有淡。能恰到好处地以散文诗来抒写，而又不失灵趣。

　　还有《少年高跷方阵》《石头剪子布》《咀嚼阳光的神马》《儿时的春晚》等等，都是有着“趣灵”般独特魅力的作品。

　　结语

　　如同梭罗有他的“瓦尔登湖”、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亨利・贝斯特有他的“科德角海滩”、王维有他的“辋川”，晓弦有他的“仁庄”。作家或诗人，总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借助”一个精神符号，来言说诗意，从而找到一个能让生命灵魂得以安居的家园。这个家园，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而是其情感的“追忆”，寄予着内心的理想。中国散文诗人，类似的这种心灵寄托有不少，如周庆荣的“山谷”系列，徐俊国的“鹅塘村”系列，扎西才让的“桑多河”系列，马东旭的“申家沟”系列，都在不同程度，对一小块“故土”，进行有意义有喻指的文本挖掘。

　　从内容来说，我读晓弦的散文诗，能读到诗中的有“历史感”的叙事之“理”。其实，这个“理”，在一定情况下，以深妙的叙事，表达了如下几种人生况味：一是人生境界或主体意志认同下的精神追求。二是以审美化的具象，揭示或“敞开”某种社会的、历史的变化，并能以有着丰富经验的生活哲学出现，在艰险的社会生活中，深化对人性的思考。三是对社会世道与个人心灵世界的认知。四是从捕捉事物衍变之机微，到把握人的内心之承受，用坚昂的人文精神，努力打开板结、束缚人类精神品格的厚重硬壳。

　　散文诗与其它体裁创作一样，“叙事性”是作品不灭的灵魂。

　　有了叙事，散文诗文本的内在，就会活脱、葳蕤、茂盛，充满生机，而不窘迫于创造意境的狭隘与局促。“叙事性”写作，多年来，为许多论家所重视。耿林莽先生曾有《在散文诗中如何叙事》一文。他认为：“在散文诗中，叙事仅仅是一种手段，是为提供抒情以依托、以基础，而有选择地点击式‘闪过’的方式进行，常常是叙事之中含抒情，抒情之中有叙事，融会交流，难解难分。”耿老所说“点击式”“闪过”片断，很有道理。周庆荣、灵焚等散文诗家，也将“叙事性”作为创作不可或缺的“灵魂”提出来。但由于散文诗不能与小说或散文一样，有长镜头描写，有大剧情的时空转换，更不能记叙一次整体的事件，而只能“截取”有用的片断，来服膺于文本意旨。但这种“碎片式”的事件，会于瞬间，吹起涟漪，会于刹那，荡起激澜。因此我认为，“叙事性”是散文诗文本的思辨介质，它为抒情而来，它有着凝练的细节之美。

　　晓弦的“仁庄”系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乡村文本课题。我愿读到他更多的“仁庄”之作。

　　【黄恩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