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改革初年的那些事，大多如过雨云烟，自然淡去而消逝了。唯独有些事却牢牢地存储于我们的记忆深处，且挥之不去，历久弥新。每当回味起来，总还有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感觉，仿佛是在观赏一幕幕精心打造的喜剧一般，不能自拔。也许这些留给今人的印象，是在天方夜谭，故弄玄虚吧。其实不然，这的确是一件件鲜活的事儿，如今只不过到了不吐不为快的地步罢了。

李财百万

　　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我们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工作重心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奋斗目标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群都急需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转换角色。其实，当时的人们大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可以说脑壳尽是懵的，恰似如梦初醒。

　　要对当前党的政策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困难重重，吃不透精神，心存疑虑是普遍现象。要搞经济建设，没有样板可模仿，没有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具体的操作路线图可预览，留给大家的只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决心。摸着石头过河，去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是突围的胆气和方法。不等不靠，巧辟蹊径，闯出一条毛胚路来，方显神通。

　　人们刚从文革十年动乱中走过来，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人们弄麻木了，劫后余生，心有余悸，是当时人们的心态实状。思想僵化，胆量脆弱，眼光短浅，手脚松不开，步子迈不动，这样的现状摆在了改革者们的面前。尽管各级政府广泛地动员和解读，各种媒体也配合着宣传鼓动，但收效甚微。如何破这个局，如何让人们从阴影中走出，丢开幻想，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各地想的许多办法简直是五花八门。

　　最初几年里，地方政府鼓励当地那些有头脑有胆子的人出来带头，集中树立起几个发家致富的典型，好让无计可施的人们看到希望，有路可寻，有法可依。发展才是硬道理，“黑猫白猫”理论，一次次地洗刷着人们头脑中的固有思维。能弄鼓钱袋子，搞活了经济才是真理成了人们的共识。明白了事理，看清了道路，那些有智慧、有胆识的能人终于出现了。

　　我要说的“李财百万”，也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具体叫什么大名，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但他这个民间给予的名号称谓，当时叫得可响了，用如雷贯耳和震耳欲聋来形容，那完全不为过吧。李财百万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发家致富大明星。人们羡慕和崇拜就很自然了，想一睹他的芳容，那还真不是一件易事，因别人忙着扮演了多个角色在多个阵地上打拼。

　　你想想，掐指算算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刚二十出头，中专毕业开始工作，全靠固定薪水糊口，没有一分钱的额外收入。我们试用期是月工资36.5元（其中有1.5元还属粮差补贴），一年后转正定级就是月工资41.5元，几乎没有上调涨工资机会的可能。想买一块国产的上海牌手表武装一下自己，要开支120元，我差不多要用一年多的时间节衣缩食才能如愿。一听到万元户的称呼，那种惊诧就不言而喻了，这个天文数字的名头，谁的心理还承受得了啊！况且他还有一个“百万”的头衔作修饰，那真是吓人得很。当然，我们也只能望洋心叹，凭添几分羡慕而以，把他作为致富之能人，发财之大神深深敬仰吧。

　　为了更多富人的出现，让先致富的人发挥示范和激励作用。各级政府还不断地培植和包装，全方位地总结宣传，发挥其典范的激励作用。这些在当时都是衡量一个官员政绩优劣的所在。李财百万便趁势而为，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营山县首批确定的致富能手“万元户”，树立成了模范典型人物。县上主要领导还亲自挂帅，多次为他们这些富人主持召开表彰大会。戴红花，发奖金，送扁额，一时搞得轰轰烈烈，不亦乐乎。人们的顶礼模拜，让受表彰的能人们仿佛一夜就成了神话级人物。

　　人们广为传播，有说李财百万头脑思维如何的与众不同，致富手段如何的机巧圆滑，赚钱的数目如何的扎人眼球。还说他开办了几个厂，做了几门生意，管理了几百号员工，是名符其实的，资金雄厚的致富带头人无可非议。大街小巷，乡野农舍，田间地头，很快就传为佳话。政府部门也趁热打铁，对他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各方面都开放绿灯。紧靠南门河边的翠屏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也曾无偿提供给他开旅社，搞餐饮。的确在当时看来，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不知有多少人对他刮目想看过。但这样的顺风顺水做生意，大把大把地挣钞票的日子却没有持续几个年头，那不可一世的势头也很快走向了消亡和尽头。

　　据后来的知情人告诉，李财百万开的几家小厂倒闭了，餐馆旅社关门了，好几处房屋也抵押了，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特别是拖欠银行的钱数目巨大。这时坊间又不断地传出他的新闻，百姓们才恍然大悟，于是刨根问底地挖出李财百万的发财史来。原来他的“万元户”名头并不是靠勤劳致富获得，而是靠胆子大，耍滑头，钻政策空子，空手套白狼，挖空心思地从银行借贷而来。再经他精心布局，用多种形式的炒作手段发酵，生拉活扯地就整成了一个“万元户”。后来他把国家的钱拿去办厂做生意，并大势地挥豁，再加上经营不善，自然也就血本无归了。再后来，他只有耍无赖躲债。银行把他没办法，想运用相关的法律武器，抓他判他，让他服刑受到严厉的惩罚。可这一切对他却没有任何用，不敢随便采取，因要钱没有，命有一条，可随时拿去。再说他把那一大笔的贷款如何花光，用到了什么地方，亏在了何处， 就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个道道来。

　　相关部门方法想尽，还只有给他好说来解决问题。能让他靠自己的良心和能力，挣几个算有几个，争取少欠几个钱是唯一有效的法子，至于他到底把银行的贷款，欠别人的钱还清没有，谁也不清楚，可能这些也只有老天才知道了。一时吹捧成的发财大神李财百万，也只能供人们作茶余饭后的笑谈罢了。

　　时至今日，这个典型故事的演译始末，一直让我和很多人都百思而不得其解。当然，不管怎样的离奇荒诞，但改革开放初年，像这样的典型人物和事情，对当时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搞活经济，鼓励发家致富，利还是大于弊的，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勿庸置疑。我们国家的改革初始，也走了不少弯路，给后来人留下了多少前车之鉴供人评阅。

难侨与烂桥

　　改革初年，人们除了物资生活极度匮乏之外，精神生活也单调乏味，文化方面更显得愚昧与落后。“文革”对人们精神的摧残谁也无法说清，读书无用的谬论深入到了老百姓的骨髓之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交白卷成英雄，手中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最好资本，这样的生态已蔚然成风。那时的学校城里是工人阶级管理，农村则是由贫下中农管理。教师下放农村，半农半教，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教师的身份十分的尴尬，即不像农民二哥，也不像教书匠。学校里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是主流，学工学农是学校的主要课堂。“臭老九”是广大教师的代名词，尊师重教的风气已荡然无存。可想而知，学生们对知识的掌握，对传统文化的吸取，也就无从谈起了。

　　国家在一九七七年末，开始恢复统考统招，这时平时不看书学习的青年们，才从推荐上大学的梦中醒来。大多知青是仓促上阵，考试的效果必然是失望多，如愿少了。加之当时国家物力和财力的不足，师资的缺乏，招收的名额也非常有限，的确“百里挑一”是常态，那些考上的青年被称为天之骄子也是实至名归。

　　记得有一年中专考试，一道作文题给大家的触动很大，印象刻骨铭心。越南当局野心膨胀，背信弃义，残酷迫害和驱赶华侨的特殊事件，是此次作文出题的背景。要求考生以表达国人对在越华侨苦难遭遇的声援和同情，并对越南当局倒行逆施的罪行进行控诉和声讨，以体现浓浓的爱国之情，这是此次作文考试行文的主要宗旨和意图。同时还明确要求考生自拟题目，题目中一定要有“难侨”一词，写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

　　可命题的专家们也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关于时局的简单议论文题目，却把一大批考生难住了，审准题目意思却成了考生的最大问题。考场上考生们鸦雀无声，皱眉流汗，抓脑挠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读不懂题意，无从下笔。特别是对“难侨”的字面理解也搞不清，当时就有这样几种理解形式出现。一是对“难”字的多音不懂，理解成“困难”的“难”居多。二是对“侨”的意思就更不明白了。因大家没看到或听说过“华侨”和“侨民”的词汇运用，不知这个“侨”是啥意思。好在四川人很聪明，往往认字认半边可整对成了规律，“侨”与“桥”同音，字形也很相近，就把它看成“桥”吧。三是有些考生的确还知道“难”是个多音字，与“烂”字同音必然也同义了，于是不多加思索，就把“难侨”当成“烂桥”理解了。四是当时考生们关心时事政治的少之又少，更不去理解它政治意义的包含。那个时候，能了解到天下大事的渠道又相当闭塞，媒体的宣传手法又很单一。看看报纸，听听广播的习惯和雅兴，大部份人也没有。然而，农村青年和在校学生又有几人看过报纸呢？因此，越南人驱赶我侨胞，让在越华侨成为难民和难侨的事件，考生们也大多没去关注。知识结构的偏差，审不准题意，弄不清要求，张冠李戴，胡说一气，乱写一通成笑语的情形，也在所难免了。

　　据当时的考生和相关人事后来透露，把“难侨”当作“烂桥”之意作文的不在少数。因错理解了“难侨”之意，写了一篇离题万里的文章，名落深山，榜上无名，造成终身遗憾的大有人在。我就有几个中学时的同学，经过认真备考复习，本来信心满满。他们其它科目的考分都很如意，就因当成“烂桥”去作文偏了题，没能考上学校，让自己的命运遇到了一次意外打击，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日月如梭，时间的年轮飞转，几十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过。当年那批考生现大都已年过花甲，一谈起此事，至今对“难侨”一词仍心生敬畏，没齿难忘啊！上天的捉弄，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知改变了好多青年的命运和前途。这就是改革初年，青年们知识能力，认知水平，眼界视野的一个缩影和实状。那些无知也给人们带来了几多贻笑大方的谈资，让史料更加的丰富多彩，意趣横生。

北京吉普

　　现在提起北京吉普，可能当今的小青年没什么印象。确实，这种小汽车早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世面上若再能见到它的身影，一定属稀罕事。但改革初年，要能看到它的影子也不易，偏远的乡场更难与它蒙面了。

　　那时，据说营山就只有两部这样的车子，还是上级特配的，是专供县上几个主要领导使用。要是能偶尔在县城看到小轿车的影子，那定是地师级以上领导的座驾。也必然是来了某个大人物到县上视察工作，县团级干部坐此车还不够格。从车配备的高低就可知坐车人物的等级，这已成为那时人们的普遍经验了。

　　安固是古蓬州的发祥地，流江河从境内流过，离营山县城六十余里地，是时任县委书记王永平的家乡。王书记的老家就座落在古蓬州（与古安固县同治）城池的遗址之中，这里四围青山，竹木绿荫，溪水流尚，环境幽静宜人。他只要回乡探亲或走基层，必然乘坐专配的那辆北京吉普，而且车只能停放在场镇上，还得步行几里地才能回到家。每次听到喇叭声，父老乡亲们携幻扶老，倾巢出动，要把吉普车围个水泄不通，并要看过够。这北京吉普通体军绿色，前额上有压制的“北京”字样，后面还背个备胎，用帆布替代装饰着车篷，简洁朴素的外观很适用。

　　每次车身上面都布满了厚厚的泥土，不注意观察，还很难看清车子的本色。要知道，当时全县境内却还没有一条水泥公路出现，柏油路就更不可能了。泥巴、砂石铺成的公路是普遍，晴天灰尘扬天，雨天烂泥深陷，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弯道多，坡度大，路面窄。往来没有分道标识，要是遇到挫车就很困难。这样的公路，好就好在那时车流量小，不然车辆将寸步难行。私人一般是买不起机动车子的。条件稍好的城里人，若有一辆自行车就相当不错，能把“三转一响”配齐，那他肯定属特别有钱的人了。乡村的人想都莫去想这些奢侈品，因他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能得到解决。

　　时过境迁，岁月更替，改革初年的旧貌已一去不返了。如今我们国民的交通出行十分便捷，可以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铁、动车几乎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地铁、轻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陆海空一体化已成网络，覆盖了全国及世界各地，现在想出个国什么的已是易事。街道宽阔整洁，高楼大厦林立，多姿多彩的立交桥凌空飞架装点着城市，条条高速公路已遍布大小城镇。密如蛛网的乡村水泥公路做到了村村通，农家将自己购买的小轿车开回自家的院坝已成常态。车水马龙的场景，不管是城市还是乡镇随处可见。各种规格，各种造型，各种价位的小轿车已成为了国人任性挑选的商品。物资丰盛应有尽有，人们的消费观念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许多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惊叹，望尘莫及。中国已成为领跑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强国。

　　今非昔比，祖国日新月异。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四十年的岁月如歌，把繁荣兴旺，盛世祥和的景象带给了国人，人们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果实和红利，我们倍感自豪与欣喜。肩负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怀揣着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几代人创业史是我们的明镜，幸福靠奋斗得来是我们的铭言，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我们的勇气。莫等闲，莫停步，让今天的回味化着无穷的魅力。直面现实，只争朝夕，齐心协力加油干，百折不挠拼命干，描绘出更美好的蓝图，创造出更丰硕的果实，供人们欣赏与采撷，我们将更加无尚的荣光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