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朋友告诉我，冯骥才的散文《我的一个奇迹》斩获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并将该文发给我看，使我在时隔多年后再次蒙受先生的文字滋养，那朴素而又温情的叙述、对城市和文化的悲悯与热爱，如同涓涓细流，触动和温暖着每一个在红尘中漂泊的心灵。

　　与冯骥才先生结缘，始于三十年前的中学时期，彼时我迷恋文学、创办文学社，需要大量的阅读，冯先生的《雪夜来客》《神鞭》《珍珠鸟》等作品自然就成了必读篇目，他温婉细腻、波澜跌宕的写作风格给了我莫大的启发，为我以后走上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础。2002年9月12日，冯先生应邀赴河北省文学馆举办“石门画展”，我作为媒体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心目中的大冯，高高的个子，敦厚的面容，温润而又善谈，面对众多新老朋友，他抛开文学和绘画，用带有津味的普通话大谈他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

　　中国的文化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精英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也就是典籍文化，历来都有人做整理，比如《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全唐诗》等，但民间文化始终是自生自灭的，没有继承人。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进程中，有两个大的转折期，距今5000—7000年前是第一个转折期，由渔猎文明转变为农耕文明。这个时期，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没有保护意识，我们对渔猎文明的记忆也仅仅靠甲骨文和少量的岩画；第二个转折期是现在，由农耕文明转化为经验的文明、工业的文明，步入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这个转化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非常庞大的民间文化也快要散失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开始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民间文化当作民族情感的一个载体和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但目前，我们对此的重视还不够，还在一往情深地现代化……

2002年9月，冯骥才与铁凝在“石门画展”开幕式上。 （张露群／摄）

　　“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使很多城市突然变了样，而且这种变化没有突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多是西化的玻璃幕墙、豪华的星级酒店，照这样下去，不出十年，很快就会出现城市趋同化，我们会在自己的城市中迷路……”

　　谈话深入而又坦诚，秋的凉意伴着他以秋为背景的画意，让很多在场的人都感受到别样的人生滋味和浓郁的文化气息。与冯骥才的第一次接触无疑是立体的，他展出的上百部各种版本的文学著作和几十幅意境深远、功力不凡的画作，诠释着他作为作家和画家的荣耀，而他以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于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又透露出他是一位不遗余力的社会活动家，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奠定了他在文艺界的独特地位。事后，我将这次会面的感受写成《冯骥才：大文化之忧思》的专稿，发表在2002年9月30日的《河北广播电视报》上，受到广泛好评。

　　那时候，冯先生已经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的特殊时期，他反对大拆大建，并为此奔走呼号、建言献策，民主党派的身份应该帮了不少忙。得到政策和资金支持后，他马不停蹄，带着全国各地民协、民间文化学者和所有志同道合之士，对全国56个民族遗存的所有民间文化，大到民居村落，小到荷包绣品（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进行地毯式的考察和保护，努力留下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那些美好的乡愁记忆，如此一干就是10多年，终于将中华大地民间文化的“家底”盘点一清，编辑出版了大量资料性图书，为国家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这个过程尽管异常艰难，甚至不被理解，但他无怨无悔：“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觉得自己和文化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来做了，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放下了。”

　　2013年，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告一段落，古稀之年的冯骥才又开始呼吁保护传统村落。在长期的调研和考察中，冯先生意识到，中国民间文化的“箱底”是在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有着独特的民俗、历史和文化记忆，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留住它们就等于留住了中华民族的根脉。于是，他不顾年迈，不辞辛苦，又踏上了普查和保护古村落的征途，几年间，深入到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十几个省份的上百个代表性村落，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和调查数据。

　　2015年6月1日，全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河北邢台市召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的冯骥才出席会议并讲话。借这次会议的光，我第二次见到了冯先生，十多年未见，这位文坛巨人苍老了许多，但雄心未泯，依然那么健谈。他在讲话中指出，开展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对于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激发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科学地调查、记录传统村落原生态的信息；建立保护体系，制定保护标准和监督机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进行长远规划，村庄的肌理、重要的物质性构成不能改变；要解决“村庄留住人”的问题，改善村庄空巢现象，让村民热爱自己的村庄。

　　会议期间，冯骥才还和部分与会代表赴邢台沙河市王硇村、绿水池村、大坪村进行实地考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与群众交流。对于那次沙河之行，冯骥才印象深刻，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传统村落保护的两种方式》一文中指出：“沙河地处太行东麓，依山建村，叠石为屋，民风质朴，人文醇厚，20世纪中期又是著名的抗战红色革命根据地。沙河已有不少古村落列入国家保护名录，还有一些村落虽未列入名录，却是这个农耕群落的重要成员，村落之间的环境、历史文化互相映衬，命运攸关，所以连片和整体保护非常必要……”

2015年6月，冯骥才在河北沙河市绿水池村走访调研。（薛小彦／摄）

　　冯骥才的奔波和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建议和方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制定专门规划，启动专项工程，加大对古村落的保护力度，其中最具成效和现实意义的是传统村落名录制度的建立。截至目前，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已有8000多个，冯骥才对此颇感欣慰：“据我所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专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并建立名录的国家。”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茂林修竹环绕的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步入耄耋之年的冯先生，仍然在规划着他的文化遗产保护：“如果说，前20年我做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抢救性的保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就是说，当文化遗产被抢救下来之后，如果没有后续专业的人才来持续性做这件事，我们仍然不放心。”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他又把精力放在了教育上，为天大培养了30多位文学、非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生，目前他们已成为各地文化事业的骨干。

　　河北省民协主席郑一民先生曾如此评价冯骥才：“如果说，他的文章是情感的喷发，他的画是心灵世界的写照，他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是责任与使命的燃烧，那么他在教育上的行动，则是其文化理想和家国情怀最精彩的延伸。”

　　曾有记者问冯骥才，如果让他在季羡林和鲁迅之间选择，他会做哪一种人？冯骥才说：“季羡林是我的好友，我很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他最大的功劳是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有很多高徒，但我不想做他那样的人，我还是希望做鲁迅式的人，影响一代到几代人的观念。”

　　正是在这种大的追求之下，冯先生才超越了一般文人的观念，把个人命运置于国家民族的宏观框架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作家和画家的身份，在考察的途中，在颠簸的车上，他都能将瞬间的灵感转化为生动的文字和图像，《倾听俄罗斯》《乐神的摇篮》《灵魂不能下跪》《爱犬的天堂》《俗世奇人》《单筒望远镜》《艺术家们》《冯骥才画集》等众多的散文、小说、画集就是他在考察和保护民间文化的间隙结出的果实，其充沛的创作精力和对时间的极端“压榨”令人惊叹。

《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全套10册）2022年10月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

　　不管是文学还是绘画，对于冯骥才来说无疑都是一种生命的律动，他用积极的行动挽救着忧患的文化；他用乐观的创作，诠释着伤感的人生。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用最自然的形式表达最人为的内涵，因此，他拒绝为了顺应某种潮流或为了金钱而进行创作，他说作家的立场就是要站在时代上面，考虑时代问题，触到时代痛处，这是作家最起码的责任。

2023年4月于风雪居

　　（作者系邢台民进2023年入会积极分子，河北隆尧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邢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