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云南怒江前线挺进的中国远征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作者一家随难民潮一路逃亡，先是从镇江到南京，在南京陷落前夕逃到武汉，又在长沙大火前逃到重庆，接着一路经贵阳、昆明，最后落脚在滇西的大理地区下关镇。滇西，这个抗战初期的后方，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过多久也成了前线，日军还在此区域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山河失色，成人间地狱。作者如今年过九旬，回忆起当时的逃亡、避难、战争，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本文是作者亲历滇西细菌战的全记录。 

　　谈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应该记住并赞颂那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民族英雄和无数牺牲了的烈士，而我在当时，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逃亡者”，不仅对抗战毫无贡献，而且坦白地说也没有表现什么英雄气概。所以有友人鼓励我写点早年的回忆录，我一直不愿动笔，一个逃来逃去的经历有什么可写的？回忆起来自己就惭愧不已。如今我已年过九旬，突然发现有过抗战时期经历的先辈和同辈大多已经仙去，而我们现时的年轻人对日军在滇西搞过细菌战这样的大历史事件也鲜有所知，某些影视剧和自媒体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也不很准确，特别在某些历史细节方面。为此，为了还原历史的真貌，虽然内疚也只好鼓足勇气来写下这些亲身经历事件的回忆录。

　　我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我作为“逃亡者”，并不是自己主动要逃，而是被父母“裹胁”而逃，所以应该说是“被逃亡者”。我祖籍浙江诸暨，一九三三年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我刚四岁，对人世间大事还一无所知。当时我也想过要出逃，但想的是从母亲给我亲手织的女孩样式的毛衣中逃出来，因为刚进幼儿园就为此受到小朋友们的嘲笑。到很久的后来才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宝贝儿子。原来，在我出生之前，有过一个未谋面的哥哥，未满周岁就夭折了；母亲为了留住我这个来补替的崽，就叫父亲去焦山的定慧寺讨教办法。那寺的长老给我父母提供的计谋是，回去给孩儿改名叫“慧”，这样就会把他“定”在人间而获长寿，此外还要注意，要把那男孩当女孩来养，这样就会让任何魔怪都无法夺其性命。母亲于是心悦诚服一切照办，我从上到下的服饰都是女孩式的，为上幼儿园父母特地给我买了一双漂亮的小皮鞋，也是女孩式的。我为了抗议，故意躲墙角、钻床底，在灰尘里打滚；可是母亲十分耐心，一批批换上来的衣服仍旧是女孩样的。我的抗议无效，可是那位长老提供的计谋还真顶用，纵然现实中的日寇比起想象中的魔怪来要残酷野蛮千百倍，我却如有神助般逃出其魔爪。从目前老而不死的情况来看，未来活到长命百岁的地步也大有可能。倒是也在镇江出生，小我三岁的弟弟陈颖，因父母未对他行施长老之计，竟在长期“被逃亡”中又夭折了。

　　母亲姓寿，一九一四年出生于诸暨墨城坞村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读过初等师范，在当时的家庭妇女中可说是有点文化的人，但还有点迷信。她十六岁时嫁给我的父亲陈光汉，当时父亲从上海考进一家大银行，被分配到镇江分行当了个小职员。职员虽小，但有了一份固定工资，在战前的小城市中也算得上是个中产阶层，生活安逸平静。父亲平常西装革履，还拥有一架小徕卡相机；我到三岁时，也竟能拥有一匹小马，一辆装有木马头的三轮脚踏小车，我骑上此马在院内横冲直撞，让邻居小朋友们羡慕不已。但风云突变，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战火从上海烧过来，鬼子兵从东一路屠戮直扑镇江，我们一家四口慌忙起身向西逃亡。这一逃一发而不可收，想不到竟成为走上几千里路、长达八年的大逃亡。

　　当时幼小的我，还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更不会去记年月日。我只记得逃亡路上眼见一些最可怕的片段，以及从成年人那里听到的关于当时大事件的反复议论。成年后，我通过查阅历史资料，才能把这些记忆片段同年代串联起来。从镇江逃向南京（当在1937年11月15日以后），那里难民争相逃命，场面极其混乱拥挤，吓坏了我。在南京陷落全城遭大屠杀之前（1937年12月13日之前），我家侥幸逃到了武汉。在武汉会战失利之前（大约为1938年10月27日之前的2—3个月），我们再次侥幸逃到长沙。在长沙大火之前（当为1938年11月13日前），我们又一次侥幸逃过，溯江而上直达重庆。

长沙大火历史图片

　　在那里我本应开始上学，可是日夜炸弹下落的尖啸声和巨大的爆炸震荡，吓得我和还不会走路的颖弟差点丢了魂。于是在日军重庆大轰炸所造成的大隧道惨案发生前（1941年6月5日前，我们全家也曾在那个隧道躲过空袭），通过路况极差的公路穿过贵阳，沿着刚建成的滇缅公路及其有名的二十四弯等险要路段逃到昆明，随后又逃到滇西大理地区的下关镇（约在1939年12月到达）。这长途逃难路上的困顿狼狈和眼见的人间悲剧数不胜数。

　　至于滇西的下关等地，在当时可称为“后方的后方”，大量被当地人统称为“下江人”的难民涌入此地，当地居民以汉族、白族为多，也有回、彝、傣、苗等许多其他民族，他们对从沦陷区各地逃出来的难民多持十分理解、友好的态度，一般都让出较好的房间租给我们这些外来的客人住。我们家先在一座小山旁的四合院二楼一间房内住下，生活总算大致归于安定，我也开始到镇内中心小学上一年级。谁知这奢侈的安定生活刚持续不到三年，日军从西边的缅甸打过来侵入我国边境，并向云南西部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由此，我经历了在童年逃亡中最恐怖、最血腥、最痛苦，也最难忘的场景。

　　下关镇地处洱海南端。洱海是云南西部的一个大型湖泊，四面有高山环绕；因南北长东西窄，其形如耳，故名。其南端有一条小小的西洱河把湖水导出，河边有一小镇，就是下关。洱海的西岸有著名的苍山，山脚有大理老城。现在的下关和大理老城以及洱海周围地区在行政上都归属大理市，行政中心在下关，大理老城则是旅游胜地。现时的下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现代的美丽小城，高楼林立，交通方便，市容整洁而幽静，是国内宜居城市之一。人们已难以想象抗战时期的下关镇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模样：落后、破旧、肮脏、杂乱无章，因滇缅公路这条我国当时唯一的对外生命线通过这里，东西两面逃来的难民云集，交通紧张。而到了日军的大面积细菌战袭来，更一度变成人间地狱。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下关周围的自然风光还是非常美丽的。天气温和，雨水丰盈，四季如春。苍山常年青翠，洱海碧波明澈，环城的丘陵上山花烂漫，连片水田稻香扑鼻，湖上白鹭与海鸥共舞，“海”面多种彩色水禽悠闲觅食，小河里鱼虾密布，有许多现已忘了其名的当地特有品种。其中还记得的有一种当地人叫“飞鱼”的小鱼，身细长而轻盈，胸鳍较一般鱼儿稍大，常成群结队游弋，若遭惊吓便一串串地跃出水面如滑翔一般。稻田里蛙声四起，肥硕的田螺到处可见，踩上一脚就会有黄鳝露头。鳝鱼在我们“下江人”看来是美味，当地人却只用来放生；田螺肉当地人倒点酱汁就可生吃，“下江人”可万万不敢如此。有一天放学后，我们六七个孩子发现洱河边有一条小汊沟里满是小鱼，就用泥土把沟口堵上一起下水捞鱼，我分到一小盆小鲫鱼喜滋滋地回家向父母邀功。孩子们只要有点平静的日子，就会无忧无虑，玩得昏天黑地，那时的我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当时的下关还十分贫穷落后，镇内只有几条坎坷不平的石板路，大多无法通汽车。全镇刚刚出现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这就是父亲所在的银行开在那里的支行，位于镇西南离滇缅公路不远处的旧式大院内。

　　这种院落叫作“四合五天井”，其四面各有一排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中间是一个由石板砌成的较大的天井。南向面街的一排房屋的底层是银行的营业室，十来个职员在那里对外办公，其他三面的底层是仓库和警卫室等。楼上都分配给银行职员当宿舍用。我家也搬到营业室的二层楼上，共三间，里面两间打开成一体，做卧室兼客厅、饭厅，外面一间做厨房。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是如何简陋，原来银行后门外的平台有约两丈宽，再后面就是几丈深的峡谷，下面杂树乱草丛生。有人在下面打上两根很高的木桩，在其上加一根横梁，与平台等高，再用两条木板平行架在平台和横梁上，中间留出一尺来长的缝隙，就算是公共厕所，排泄物自然落入深渊，倒也不必用人去打扫。

　　全镇当时不通电，居民一般条件好一点的用洋油灯，穷人则用原始的菜籽油灯。那时的许多物品都得挂个“洋”字，如“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布”（机织布）、“开洋”（海虾干），还有“洋酒”“洋烟”“洋装”“洋面”“洋车”以及“西洋景”等不胜枚举。在这一点上，“下江人”和当地人都有共通性。唯一不同的，云南因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接壤，受法国的影响更明显一些。滇军的洋枪洋炮，多从法国购进，法国品牌的洋货一度也较为流行。但到抗战时期，对法国的迷思很快就破灭。有一天，我这个顽童溜进了银行营业室，无意间听到一位职员隔着柜台同两位滇军军官在聊天。职员说：“长官，贵军在台儿庄打出了威风，百姓全都感激贵军！”一位军官说：“不限于台儿庄，我们出省三年多，与鬼子打的大仗也有十来次了！”另一位军官说：“枪炮不如敌人，我们跟鬼子硬拼，自家弟兄也伤亡惨重。现今中缅边境吃紧，我部调回本省编入远征军，不是只出省，还要出国了，向西准备再去痛打鬼子。”前一位军官接着说：“军人就要有以身许国的硬气！我们决不会像那些可耻的法国佬，以前对我们神气活现的，对德国只抵抗了四十来天，就全国投降，真真是不中用的脓包！”我听了这些话，似懂非懂，便急忙去同小伙伴交换信息，谁知道他们从其长辈中听到这样的消息比我更早更多。

中国远征军部队跨过怒江

　　成年人往往对孩子们的智慧估计不足，他们对两三岁的小孩突然会说出一串大人口气的话来，常会感到意外和惊讶。其实小孩从刚有自我意识起，就一直在专注地观察和模仿大人的言行，这是其求生的本能。至于像我当时那种七八岁的孩子，更是猴精猴精的，一直在关注并偷听大人们所议论的事。大人们都很忙于事务或家务，他们所议论的上述之类的人间大事和要事都十分复杂，认为小屁孩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故一般都不会专门去向孩子们做什么讲解，偶尔有耐心的长辈向孩子去解释这些大事，就会一发不可收，孩子们的“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大人们越是不肯对孩子说明，孩子就越是好奇，越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出乎大人们意料的是，孩子们会用他们特有的办法得出大致正确的判断，这办法主要就是小伙伴之间的频繁的信息交流。我通过这种交流，经由不自觉地分析综合的思索，终于知道大人们都看不起法国，为自己国家能坚持长期抗击日本鬼子而骄傲，当地大人及其孩子们普遍为滇军战功而骄傲，本地家庭为有子弟出省抗战而自豪，如此等等。同时还学到了什么是滇军、什么是中央军以及什么是德国法国等好多知识。半个世纪后再回忆起这些事时，我查了一些资料，得知云南出省抗战的滇军共四十二万人，伤亡十余万人。大理一地，出省作战的军人有近十三万人，阵亡三千余人，还出动大量各族民工自带口粮和工具，或向前线运送军粮和军备，或在后方抢修公路和机场，共投入民工五百八十四万多工日，因条件极其艰苦，许多民工牺牲在沿途或工地。

　　法国投降的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此推算我听到上述对话的时间也应当在这之后。在此时前后，我还记得发生值得提一下的事，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下属的抗日演剧队曾来到滇西，在下关镇演出了一场宣传剧。那时很少有文艺娱乐活动，这场义演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孩子们尤其兴高采烈。找一块空地搭好临时舞台，挂上两盏贼亮贼亮的汽灯，台下带了自家板凳来的大小观众坐满一地。演出的是一出激昂的歌舞剧，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段合唱：

啊，敌机还在不停地扔炸弹，

大炮还在隆隆地响！

同胞们团结起来，快拿起复仇的枪，

万众一心保卫家乡！

　　这是全剧主题曲反复歌唱的结尾部分，到全体演员出场谢幕又一次歌声响起时，台下的大小观众无不激动万分，站起来举起拳头跟着高唱起来。由此可见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到何种地步。从此这几句歌词和郭沫若的大名也让我铭记在心。

　　成年人天天谈及打仗，男孩子就不免会产生许多小军迷。上面说过，成年人往往低估了孩子们的领会能力，一般成年人大多不会想到，小孩子只要迷恋于某种事物，就会很快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当时小军迷们大概可分为三等，低等的是“枪械迷”，中档的是“坦克迷”，最高档的要数“飞机迷”。自从飞虎队在昆明首战大胜和驼峰航线开通后，小“飞机迷”就不断涌现，他们对P40、B25、C47等机型如数家珍，并用硬纸板剪成各种模型做空战游戏。“坦克迷”则从各色画片、杂志、宣传品等收集各国的坦克照片，可惜当时在国内难见实物；有一天在滇缅公路上发现一辆军用卡车上载着一辆很小的迷你坦克，孩子们爬上去摸了摸履带，就高兴得犹如得了宝贝。真要是能看到实物，那么就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只要周围没有大人看管的话，小伙伴们会忍不住动手去试试。所以最危险的倒是最低档的小“枪械迷”，因为虽然当地很落后，但遇见枪械的机会还是较多的。那银行院内就驻有中央军的半个班，孩子们有时会到士兵们所住房间去玩，那里当然会有几把长枪短枪，小军迷们一有机会就想去触动那些神奇的东西，被发现后当然毫不客气地被赶了出去。当地居民有些家庭拥有一种很落后的猎枪，枪管细长，要从枪口注入火药和弹珠，叫作“土枪”，用来猎杀黄鸭、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家长不用时会把这种枪藏到最隐蔽的角落，并严禁自家孩子触动此物。可是只要父母不在家，无论此物被藏在何处，总会被小狐狸精翻找出来，并同邻家小伙伴互相瞄准玩起打仗游戏来，完全无视即使是拿着没有装弹的空枪也不能对准他人的禁忌。父母回来后，一切都已经物归原处，没有留下被挪动过的任何痕迹，骗得父母满心喜欢，认为宝贝儿子既听话又护家有功，爱恋地摸了摸小把戏的狡猾脑袋。

　　我也是个小军迷，“专长”是研究军用头盔，我觉得军人得戴上头盔才显得威武雄壮。我主要从“洋片”和旧杂志、战时宣传画等处收集资料。所谓“洋片”，是指那时的每包香烟里都带有一张小画片，被大人们随手丢弃，其中有各国士兵及其装备的画片就被我收集起来，时间一长积累了一大沓，当作专用宝贝藏于私密处，不时拿出来把玩研究，知道有什么德式、英式、法式、美式等头盔以及其各自的特色。我奇怪的是，滇缅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远征军士兵见得也多了，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为什么没有见到一位戴着或者背着头盔的？他们总是戴着陈旧的军便帽或斗笠，神情疲惫，衣着凌乱，有些还穿着草鞋，完全不像宣传画上成排的戴着德式头盔的军队那么神气。我带着这疑问去求教警卫室的班长，问他有没有戴过宣传画上的那种头盔。班长看了看那张一色德系装备的军队照片，叹了口气说：“那是中央军的德械师，早就在上海打没了！”我问：“你们不也是中央军，怎么不戴这样的头盔呢？”他反问：“小傻瓜，你晓得这玩意儿是用什么做的？”我回答：“铁做的，不，是钢制的。”他说：“可惜我们最缺的就是钢。”然后他指着自己的子弹带说：“老子从长沙入伍，已经打过七八次仗，每次只发到过五发子弹；调到银行警卫班，你看，也只有五发。”我还想再问，他已经不太耐烦，说：“长大了你自己就明白了。”到我长大以后，我才回忆起这次对话，并去查阅了有关的资料。确如那班长所说，在一九三七年历时三个月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七万余人，我军伤亡二十余万人，其中国军中精华中的精华即几个德式装备师基本拼光。至于钢铁制造，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汉阳铁厂能年产四万吨钢，只有欧洲小国卢森堡年产量的一个零头。一九三八年武汉被日军占领，钢铁厂被毁，抢救出部分设备分散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建分厂，只能做些旧钢熔化重铸之类的活，为制造枪炮备件提供极少的原料，聊胜于无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是最基本的战略物资。所以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大后方的通向世界的道路被日军层层隔断，物资极为匮乏，没有力量再去制造钢盔这样相对奢侈的军品。有些影视作品，把这时期的国军描写为具有崭新的全盘德式装备，显然不太符合当时的真相。

　　还有，我从小就是个汽车迷。当时，下关一带运输主要还是靠骡马和人力，到滇缅公路开通，才有汽车出现，主要是卡车，特别是军车。我家离公路不远，而伍师傅的到来，为我研究汽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伍师傅是修汽车的能手，他曾从上海逃到缅甸，后又转到下关谋生，在滇缅公路旁开了一家修车铺。当地人非常老实勤劳，但技术人员紧缺。当时的汽车司机就算技术人员，能开卡车的大多是“下江人”，人手不够，当局还动员许多南洋华侨来开军车。像伍师傅这样从大城市来又出过洋的老练汽修工，更算得上是难得的较高的技术人员了，所以生意很好。我家同伍师傅是同乡，还是远亲，他是单身，同我家关系亲密。我一放学常常溜进他的铺子去当自愿的小学徒。伍师傅为人热情坦荡，在成年人中，他是唯一能耐心地向我这个小不点讲述大人们事情的人。他曾告诉我关于他逃经仰光、腊戍、密支那等地的经历，所以我至今还对这些缅甸城市名耳熟能详。当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汽油奇缺，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我从伍师傅那里得知有种种补救妙法，如稍做改装就可用酒精或桐油来替代汽油；如缺刹车机油，可用浓肥皂水来临时取代。要是汽车换用烧“土煤气”，那么马力会下降很多，在平路上开还可以，遇上坡就很危险，为防倒退要脚刹手刹并用，等等。所谓“土煤气”，是在车厢前部加装烧木炭的铁炉，生成一氧化碳后引入发动机就可开车。当时这样的改装车很普遍，而云南的山路多、坡又陡，因马力不足而翻车的悲剧时有发生。他还教我如何识别不同的汽车及其优劣。当时路上跑的车全是从国外进口的，品牌杂乱，有英国车、法国车、罗宋车（抗战初期苏联支援我方的那批车），更多的是美国的道奇、雪佛兰等牌的两三吨重的中型卡车。这些车都是三十年代造的“老爷车”，当时这“老爷”两字，不仅指它们陈旧过时，而且还形容其共同的特点“脆弱”，因为这类民用车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城市交通和柏油马路，遇到云南的地形复杂、坡陡弯多、路况极差的现实，其局限性就暴露无遗。特别是刹车系统，多次反复使用就会因高热而失效，滇缅公路上的惊险地段的山崖下，往往成为汽车的坟场，原因即在于此。

滇西百姓帮助部队运输汽车部件。滇缅地理环境恶劣，很多道路汽车无法通过，因此必须把汽车拆卸下来分开运送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初，滇缅公路的内地路段还见不到中吉普、大道奇、十轮卡等美制新型军用汽车，一九四四年后期才偶然可见小吉普车。因为这些适用于战场恶劣环境的军用车，在美国也是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研究设计出来，一九四二年才开始量产。此时，远征军在滇缅战役中失利，大部退入滇西，小部由孙立人指挥退入印度境内，成为中国驻印军。这后一支部队是最早得到美式装备的；而退入国内的部队，因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美援的新军车无法运进来。一九四三年六月，驼峰航线才刚开通，像C47等当时的运输机，只能运载较轻便的急需品如汽油、医药、弹药、机械零件之类，运不了卡车之类大物件。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远征军反攻出境取胜，到缅北与驻印军会师，打通了滇缅公路，大批的小吉普、中吉普、大道奇、十轮卡等才拥进，那已接近抗战的尾声。所以，有的影视，把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国内远征军，也渲染为装备了上述十轮卡之类的美式军车，那也与历史真相不尽相符。

　　在多种重要物资的匮乏中，平民家庭最为焦虑的还有缺医少药。昆明等大城市可能好一点，像下关这样的边远小镇，当时还没有一家正规医院，只有零散的个体中医。中药是个宝库，云南白药就保全了无数伤兵的生命，其局限是缺乏对急性病、传染病等有针对性的特效药。我家从重庆逃到下关，一路风餐露宿，吃尽苦头，折磨得我们小兄弟俩可不轻松。我一到下关，就皮肤奇痒，满身皆疮，四下求医，毫无成效。但离开下关后，就自然好了，原来我是对跳蚤过敏。下关气候温和，卫生条件差，各种寄生虫也兴旺发达，跳蚤更是无处不在。幼小的颖弟更加不幸，他染上了肺结核病，不久就奄奄一息。母亲为他喂汤药，毫无起色。他咳喘日烈，日益消瘦，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试试打吊针，可是当地连最简单的输液设备也稀缺。经打听得知稍远处有一家军队的野战医院可能还有这样的“洋货”。但当时那医院入住的士兵伤病员已经爆满，如何还能接纳一个患上慢性传染病的平民小孩？况且即使有输液设备，也找不到抗菌药物可用。

　　因为怕传染，母亲就把病重的颖弟安排到外间厨房里单独睡。有一天傍晚，父母和我正在里间进晚餐，卧床数月，已骨瘦如柴的颖弟忽然下了床，走进里屋，张开双臂向母亲喊道：“妈妈，我好冷，我好怕！”母亲忙把他搂进怀里，泪流满面地哭道：“我可怜的孩子！”

　　当时我天真地认为，颖弟既然能下床走路，大概快好起来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人间。颖弟的早夭让母亲痛不欲生，从他刚会爬行起，母亲几乎一直是抱着他逃离战火，躲避轰炸，跋涉数千里，朝夕不离，无微不至，所付出的劳累和心血，难以计数。

　　到一九四〇年，母亲在下关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取名叫“敏”。敏弟的到来，让母亲受过创伤的心灵得到一些补偿和安慰，她的脸上又重新露出笑意。她又记起镇江焦山那位方丈的嘱咐，到陈敏学会走路后，就让他也穿上女孩样式的衣服，认为把儿子当女孩养就能骗过鬼怪的侵扰。她好后悔因一路逃难顾不上落实此举而导致陈颖夭亡。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无论物资多么缺乏，社会多么不公，生活多么简朴而艰难，对下关的居民而言，这两年多还算相对平静安稳。何况小镇内虽然落后而杂乱，但镇外四周的自然环境依然美不胜收。

　　好景不长，到一九四二年，作为“后方的后方”的滇西突然变成了前线，下关镇内镇外呈现出可怕的景象，老百姓又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躲避轰炸也成为居民的日常。只是敌机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面飞来，一路轰炸滇缅公路沿线的关隘和城镇。敌机一来，我们就逃出镇子躲进山沟里，我的课业被迫中断。此时，除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难民继续由东向西涌进外，下关又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由西向东更加汹涌的难民潮。日军攻入缅甸和云南西部，缅甸人和滇西边境居民纷纷向东逃命。此年春夏之交，难民群中突发大瘟疫。先是霍乱暴发，好端端的人，一两天内就突然倒毙；从一个个相继死去，到一家家先后死绝；从难民开始，逐渐殃及当地居民。开头还有人出来收尸，后来收尸人也死光了。几天内，全镇内外遍地都是东倒西歪、发黑变形的尸体，引来了一群红着眼、啃着人骨的野狗，到处是刺鼻的尸臭，其恐怖犹如地狱。

滇缅公路通向贵阳方向的著名24弯

　　下关很快就十户九空，死亡者当无以计数。银行到底是比较有钱又有卫生常识的地方，立即采取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措施，严禁职员家属中的未成年人出门。伍师傅为了安全，关停了他的车铺，临时住到我家，他消息灵通，见多识广，不时给我讲讲外面的恐怖情况。我也不甘被禁足，厨房里有个窗口面对进出镇的马路，有时我偷偷向外看，只见一辆接一辆的骡车满载横七竖八的尸体往外拉，吓得我赶紧关上窗。他告诉我，其实霍乱并不难治，传染后会下拉上吐并因脱水而亡，但只要输进生理盐水，就可以救命。然而在兵荒马乱又偏僻落后的地方，缺医缺药缺设备，此病又来势迅猛，短期内就大面积传染开来。

　　几天后敌机又来轰炸，我们不得不逃到镇外的山区躲避。银行地处镇内西南部，离郊外西洱河的天生桥较近。在河的左岸有几条山沟，沟长且深两面山脊高耸，向上只能见到一条狭窄天空，阳光只有到中午才能照到地面。里面多灌木和杂草，小溪汩汩，野花遍地，各色凤蝶飞舞。之前，空袭警报一响，我们通常就进沟里躲避，不仅立即有了安全感，而且环境宜人，比在重庆钻地洞舒服多了。这一次我们也拼命向那山沟里逃去，路过滇缅公路的一段路，正如长辈们所言，我亲眼见到郊外的景象大变。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处处可见刚冒出来的新坟头，有的埋得非常浅，野狗把尸体拉出来乱啃；更叫人难受的是一阵比一阵浓烈的腐尸奇臭味，刺鼻、刺眼、刺嗓，直刺脑髓，现在回忆起来都恶心不已。好不容易逃进那条熟悉的深沟，可是也变得无法辨认，那里竟有许多完全暴露的散乱的尸体，被野兽和野鸟撕碎的腐肉和内脏或挂于灌木上，或抛弃于草丛下，因山风从我们背后吹来，所以未闻到尸臭，直到走近发现已无法立足。原来远道而来的难民，因一家一家的死灭，无人认领，无人收尸，被什么人拉到这些隐蔽处一扔了之。我们全家只好再往西南方向走，路过天生桥。天生桥本是一处奇景，这里有两座山崖对耸，上面有一巨石如桥一般卧于两崖之间，下面有约一丈来宽的缝隙，原来较平静的西洱河水从其间硬挤出去，形成湍急的瀑布，落下去冲击出一潭碧水，中间水珠飞迸，连带一串串上面说过的小“飞鱼”跳跃而出。但这一次这里的景象也变得不堪入目，那潭水里竟漂浮着几具从上面冲下来的婴幼儿尸体，可能是临终前的父母把已病逝的孩子抛入了河中，让他们有个较干净的安葬处所，避免像他们自己死后那样身躯暴露于荒野。

1942年5月4日，日军轰炸保山城时所拍爆炸情况

　　第一波霍乱刚过去，第二波更隐蔽也更难防的伤寒病又突然袭来。银行的员工和家属，相继有染上此病而亡故者。就在这一年，母亲产下了一个女婴，这是父母千呼万唤才到来的女儿，我们小兄弟俩总算有了一位小妹妹，取名为“玲”。不幸，母亲因产后虚弱，最终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当时就有传闻，说这次瘟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日本人投下的细菌所引发。我后来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证实这次瘟疫完全是人为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五十四架日本飞机轰炸了下关西面不到一百公里的保山城。保山和下关一样，都是滇缅公路的要冲，当时该城正逢集市，挤满了难民和当地的乡民。敌机一阵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一万余人。更可怕的是日机扔下了部分细菌弹，散布的就是霍乱、伤寒、鼠疫菌等。不知为何，鼠疫未曾流行开来，但霍乱菌和伤寒菌造成了大范围的平民死亡。同年五月十三日，日机又在保山附近投下一批细菌弹，弹体破裂后或流出黑黄色液体，或飞出成群的苍蝇，或有一批老鼠溜出。此后，保山及其周围地区感染霍乱的死难者人数日增；至于伤寒，因起病稍缓，且症状复杂，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更难以说清具体的死难人数了。

　　保山一带不断有难民沿着滇缅公路拥向相邻的下关，下关随之暴发同样的瘟疫，细菌战的可怕也正在这里，它会不断地自动扩散，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穷困落后的地方。母亲产下妹妹后，随即感染上了伤寒，躺在银行二层的那个里间内。我记得，她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挣扎着抱起身边正在哭叫的妹妹，让妹妹含着已没有乳汁的乳头；母亲长叹一口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怜的女儿，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候？”

　　父亲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母亲被送进医院，把我们兄弟分别疏散到相对安全的苍山一带。我被安排到一位住在苍山半山腰的远房舅舅家里；敏弟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就不记得了；刚出生的妹妹陈玲，被送到乡下一位农妇家帮着喂养。

　　我在那舅舅家住了大约一周，一天父亲来叫我说：“你母亲不行了，快跟我走！”我们从半山腰下来，穿过一片石榴林，那天艳阳高照，一朵朵鲜红的石榴花正在盛开。我实在想不通，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为什么我们家却遭此厄运？

　　母亲所在的野战医院在洱海东岸的一处密林中，原本是一座庙宇。按当时的标准，医院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但这并不能挽救母亲。我们到达时，母亲已经闭上了眼睛。那年，母亲三十岁，我十岁，敏弟刚两岁。

　　母亲亡故后不久，小妹的临时奶妈全家也染上同样的疾病离世，陈玲自然夭折在襁褓中。可怜我连对玲妹细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她便没有了，以至于对她的模样我毫无印象。更可悲的是陈敏，当时他才两周岁，连母亲是什么样子都没能记住，更别说妹妹了。一九八七年我首次去美国时，敏弟曾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说是小时候母亲抱着他照的；我一看，不对呀，照片上抱着陈敏的那位年轻女性，分明是我家当时的邻居、父亲一位同事的眷属。当时母亲已亡故一年有余，敏弟竟然在后来的四十余年间，一直把一位好心抱了抱他的邻居当成了母亲！

　　我离休后，去大理下关旅游时，曾问过当地一些居民，是否知道半个世纪前当地发生过这样一件历史大惨剧，可惜没有人知道。这也不奇怪，现代下关人口暴增，市民大多是外地迁来的。我查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如上所说，只查到保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遭到大轰炸和细菌战的事，关于下关的有关材料则在当地没有查到。我深知，我对童年时代的记忆是零碎的、表面的。我后来作为旅游者去当地找资料，范围有限，能力有限，也无法获得全面的历史真相。但作为亲历者，总想了解事件的全貌，例如下关是直接遭受细菌战攻击，还是从保山扩散过来而间接引起传染病大暴发的？我一直在关心这些问题。近来，我才找到较多的资料，对日军实施滇西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罪行有了大致完整的了解。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哈尔滨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及其有关方面研究专家，根据日寇遗留下的有关罪证，以及从美国解密档案和苏联《伯力审判材料》中所获取的资料，开始全面研究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于二〇一三年将研究结果公布，发现一九四二年侵华日军曾在我国云南省西部施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给当地人民和大量外来难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导致霍乱、伤寒、鼠疫等疫病大流行，其危害已超过日军在常德、衢州、宁波等地发动的细菌战。因此正式定名为“滇西细菌战”，范围广达滇西五十八个县及昆明市。同一年，“哈尔滨市滇西抗战史调查研究”课题组专赴云南实地调查，又发现大量的证据和证物。在此时前后，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也陈列出关于本地遭遇细菌战的许多书证和物证，都是由当地有关专家根据史料整理和实地考察所提供的。

　　原来，当时日寇从西边的英国殖民地缅甸打过来，想从背后经过滇西直插昆明和重庆，与东面正面战场的进攻相配合，妄想完成早已制订的对我国“亡国灭种”的长期的罪恶计划。我方十万余远征军首次出境迎战，因英军配合不力等原因，失利后大部退回国内，日军侵入滇西边境腾冲、龙陵等地，到怒江西岸才被挡住，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日寇当时为了滞缓我方的反攻，就丧心病狂地实施长达两年多的有预谋、无差别地对我方平民的细菌战，计划在滇西全境直到昆明之间制造无人区。

　　说得具体一点，滇西细菌战是由日军731部队的魔头石井四郎少将亲自筹划，由日本南方军“冈9420部队”所属各部防疫给水单位为主具体实施。“冈9420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在日占新加坡设立，其首任队长为北川正隆军医大佐，第二任队长为羽山良雄军医少将。五月该部就开始对滇西实施细菌战，菌苗由731部队提供。731部队同时还直接派专用飞机空投细菌。因细菌苗供应不足，“冈9420部队”在缅北和中国怒江以西的沦陷区，乱拉许多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当作活的细菌培养工具，被活活解剖、掏出内脏，或被抽干血液而死，其残忍程度，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的恶行一般无二。投送细菌的目标是从缅北到昆明的滇缅公路沿线，办法一是向沿线的城市、集镇或要隘空投细菌炸弹；二是派汉奸、特务深入公路沿线的水沟、水井、水池等水源地投放细菌；三是由731部队的飞机直接喷洒毒雾或毒水。怪不得当年我家在山沟里躲避空袭时，看到成群的敌机从头顶飞过，那是去炸飞虎队的基地和下关附近两个在建的机场的；但有时孤零零的一架敌机飞来，在下关周围盘桓良久而去，却没有投弹。原来下关有“海”有河，有数不清的水井和池塘，水源极为丰富，敌军岂能轻易放过？

被日军轰炸后的保山

　　一九四二年五月里，日军共向保山投放细菌炸弹两次，五月四日首次有五十四架敌机来轰炸，后果就极为严重，史称“五四轰炸”。十二日，保山的霍乱病大暴发。之后，包括下关在内的五十八个县也先后暴发。据现在调查统计，滇西当年因日军细菌战而死亡的平民有十四余万人，加上后来一九四四年以鼠疫暴发为主的细菌战，共死亡二十余万人，全国南北各地被日寇细菌战屠杀的平民合计至少一百万人。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那些在山沟里散乱的难民尸体，无姓名、无户口、无登记，不知其来历，也不知其数量，如何统计？如霍乱之类疾病，因为来势凶猛、集中暴发，恶果明显，人们难以忘却，而患伤寒、副伤寒这类病进程缓慢，为零星散发型，但恶果是持续性长，又如何统计？

　　因针对平民大屠杀见效，那些无人性的刽子手大为高兴。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代部长增田知贞，曾窜往滇缅前线指导细菌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滇西等方面的实战经验，他撰写了《细菌战》一书，详述如何进行细菌感染的种种具体办法，建议采用如给水感染、食物污染、河流放毒、利用家畜和野生动物做媒介、在公路铁路和公共场所散播细菌等手段。这些手段要多种并用，细菌种类同样要多种并用，以达到对平民更彻底的灭绝。他还说：“进攻性的战术可采用降雨法撒布细菌，投下飞机炸弹，引爆充填细菌的炮弹，以及派遣间谍撒布细菌等形式。”

　　从日方获得的证据还有很多，如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井本熊南中佐的业务日志（简称《井本日志》）第十八卷，记载（1942年4月12日）的《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明确指出一九四二年细菌战的攻击目标为滇西的丽江等地和昆明市。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曾在731部队林口支队服役的日军老兵山野笔供，他本人曾在731部队接受过两次细菌战训练，又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柳赖大尉战死”。日方还为柳赖这个屠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伯力审判材料》记载，日军人员供称，731部队擅长“用伤寒和副伤寒病菌污染水池、水井，并将此类细菌混入饼干或烧饼，引诱战俘食用后故意释放”。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前日军56师团113联队补充兵品野实回忆，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战时间最长的是一九四二年，在向水源投放细菌的同时，还释放了三千名战俘，将混入了细菌的馒头发给他们吃。又说在缅北“当众命令久恒兵长去炸水源地，实际上是让他去施放细菌”。由此确证，日军播撒细菌的手段是多样的，播撒细菌的种类也是多样的，在滇西，除霍乱、鼠疫外，肯定还投放过伤寒、副伤寒等细菌。

日军投下的陶瓷细菌弹

　　我方的书面史料和收集到的物证也不少，如一九三九年六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通报，有情报显示，日寇要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菌，潜入我滇、贵、桂等地，计划散发于我方水源中。“五四轰炸”后，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民国元老、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便立即发通电说，在保山地区发现日军投下的三四百枚炸弹中，除爆炸弹、燃烧弹，还发现了“病菌弹”。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保山地区的昌宁县县长发电文中说：“敌人的便衣队及间谍无孔不入，已发现三十多个乞丐模样的人，身带镜子和药盒，准备投放毒物。”保山“五四轰炸”发生后，云南省政府在昆明组建“临时救护防疫队”，紧急派往滇西救灾。该队队长缪安成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提交了正式的《工作报告》，其中记载，该队于五月九日经过下关，“随即发现该地有霍乱流行”。十四日到达保山，见“城内外已一片焦土”“城内及附近已寂无人烟，城内尸臭更甚”。五月十八日回程又过下关，“此时下关疫情正炽”。其他滇西多县，也发现疫情普遍暴发。英国人拉贝尔是“公谊救护队”分队长，也参与此行。这一记载明确可靠，特别是关于下关疫情的记载，与我的童年记忆可以互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滇西农民从水田深处挖出一枚完整的日军陶瓷细菌弹，内部装满黄色粉末，后来上交成为重要物证，现已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数十件在当地找到的直接关于日寇细菌战的物证。

　　真是铁证如山，岂容现今日本右翼翻案！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一家六口人突然丧失了一半，父亲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情绪不甚正常，不久他便失业，流浪于下关和昆明之间打些零工谋生。他将我和敏弟分别托付给亲戚照顾，有时无人可托，便只有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当细菌战袭来时，敏弟才两岁，他当时大受惊吓，但后来什么也不记得了，连亲生母亲的模样也不记得。我与敏弟分别于一九四九年，当时十六岁的我，脱离家庭去参加人民解放军；敏弟则随父亲和继母去了台湾（后转到美国），当时他才九岁。在我们兄弟相依为命的数年里，我竟没有找出一张生母的照片让他认一认，这实在让人遗憾；但奇怪的是，当他成年以后，父亲为什么就拿不出一张母亲的照片给他看看，送给他留个纪念？难道母亲的所有照片全都散失了？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探亲时，我不得不同陈敏一起，在刚去世的父亲的遗物里翻箱倒柜，看看能否找到母亲的照片。令人失望，真的是一张也没有找到。幸运的是，最后我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包旧胶片，是被剪断后又按一定的顺序重新卷起来的，显然是经过精心的整理。洗印出来，我发现其中竟大多是母亲生前的相片，有镇江时期的，有下关时期的，最多且较完整的是重庆时期的；其中有母亲的单人照，有母亲带着我和已夭折的颖弟的合影。更可贵的，竟然还有一张母亲抱着陈敏的照片，当时的敏弟，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而已。我们兄弟俩如获奇珍，狂喜不已。见过这几张照片，敏弟总算把母亲的影像认准了。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另一张关于敏弟的照片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田里，那也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刚学会走路的敏弟，站在碧绿的山坡上面，朝镜头微笑着，身着母亲手织的女孩样式的绒线衣裳，一双小手捂着男孩裆部，似乎也在无意识地抗议母亲对女孩子的偏爱；其憨态可掬令人捧腹，其童心无邪叫人心疼。母亲亡故后，每当我再次看到这张照片，便百感交集，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对亡母的思念，有对敏弟的爱怜。敏弟尚如此稚嫩，不久后却被夺走了生母，这是何等的残忍！情绪里还夹杂着不安和内疚，深为母亲亡故后自己还不太懂事，未能很好地照顾敏弟而后悔、惭愧。可惜这张照片战乱中丢失了。

　　一九八七年，我在美国波士顿见到了久别的敏弟，他已贵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一九七八年，陈敏以美籍华裔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同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一起访华，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从那时起他就很关心如何促进国内的科学发展。他多次访华讲学，或与中国学者通力合作在欧美搞研究，对培养我国高能物理学专家方面帮助甚多。

　　陈敏和我都明白，保佑我们兄弟得以生存的并非母亲为我们制备的女孩童装，而是千百万以血肉之躯勇敢抗击恶魔般日寇的民族英雄和牺牲的烈士，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捍卫了我们的祖国，保全了中华民族，保护了我们平民大众。我们的民族英雄和舍生取义的先烈，其贡献、其精神，犹如长空中亿万恒星，以灿烂的光辉久久地照亮整个宇宙。

　　我们对保家卫国的英烈，要满怀景仰之心、感激之情，并继承他们的遗志，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他们的精神！

　　（作者系民进河北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委，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常委。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河北省第七、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河北省教委副主任、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河北省文学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