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春和景明，书香正浓。

　　4月20日至22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如约而至，“全民阅读活动周”同步启动，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在这个属于阅读的春天里，我作为一名高校学习锻炼人员，有幸参加了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组织的“深度分享一本好书”活动，打开了这本与统战工作、与知识分子命运息息相关的书籍——《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书不厚，却沉甸甸的，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介书生、一位民进创始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用文化抗战的方式，守护一个民族的精神火种。

　　一、书生何为，一个人的坚守

　　1937年至1945年，上海沦陷，“孤岛”孑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日本军方有计划地搜掠我国珍贵古籍，江南藏书世家纷纷败落，大量珍本流入旧书肆，面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危局。就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一介书生选择了留守。他叫郑振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没有扛枪上战场，却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为国家抢救珍稀古籍。他在《求书目录》中写道：“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

　　这就是《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的故事。书名中的“暗斗”二字用得极好—这不是硝烟炮火的战场，而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争。

　　然而，真正的坚守从来不是一句豪言壮语。2023年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为我们揭开了这位文化战士最真实的一面。翻开这些用钢笔写在日历背面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不是教科书上那个高大全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困顿有挣扎的平凡人。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上海已是深冬。他在日记里写道：“身上只有一元几角了，为经济问题，妻与之吵架。对于书的笃好，终于使精神受了无穷尽的苦闷。”然而就在前一天，他还用好不容易筹来的一百元，买下了一部明版《英烈传》—“明刊小说最罕见，故不惜重值购入”。他会因为买书耗尽家财与妻子争吵，感慨“做一庸碌之人，一定幸福得多”，但次日依旧“一头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

　　正是这些琐碎的日常，让“坚守”二字有了真实的重量。在米价飞涨、特务横行的日子里，他每日赶赴书摊，嘱咐相熟的书贾“收到好书第一时间告知我”。他在日记里记下每一次购书的喜悦、每一次囊中羞涩的窘迫、每一次躲过搜查的侥幸。这些文字没有刻意的崇高，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中，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为国家保存文化”的承诺。

　　二、从“我”到“我们”，文化抗战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郑振铎并非孤军奋战。1940年，他与张元济、张寿镛等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此后不到两年，他们共收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本古籍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日伪势力的暗中角力。书中披露的一个细节令人动容。在抢购“嘉业堂”藏书时，面对日方、伪满等多方势力的围猎，郑振铎展现出超越传统藏书家的智慧，他深知日人“佞宋”之癖，于是将计就计：放弃部分“伪冒”的宋元本以搪塞对方，全力收揽明刊本—在别人眼中不值钱的“下品”，在他看来却是“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的学术瑰宝，最终，他以25万元的代价，将“嘉业堂”菁华收入囊中，使这批国宝免于流落异域。

　　读到这里，我想到的是：这是怎样的一种“统战智慧”？不是枪炮的对峙，而是智识的较量；不是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以文化为武器的持久抗战。郑振铎的可贵，在于他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周旋于书贾、藏家、商贾之间，以学术公心凝聚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唐弢、许地山、王伯祥……一个个名字串联起“沉默抵抗的团体”，在文化的暗夜里互相照亮。

　　吴真在书中拈出郑振铎赠予知音徐微的题跋：“一灯荧荧，四无人声，相视而笑，不言而喻。但愿以此为始相助，以此终生耳。”寥寥数语，道尽了黑暗笼罩下互相扶持的温暖。这让我想起当下从事的统战工作—不也是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吗？只不过当年是在“暗斗”中结成同盟，今天是在阳光下同心同德。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团结”二字的分量。

　　三、从历史照进现实，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传承

　　这种“团结”的精神，后来延续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作为民进创始人之一，郑振铎于1945年与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那一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至景耀处晚餐，听无线电。”寥寥数字，记录的是抗战胜利消息传来时的激动，也是与严景耀、雷洁琼等友人相聚的欢欣。

　　从文化抗战到民主运动，郑振铎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他在《民主》周刊发刊词中写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这种知识分子的自觉与担当，贯穿了他的一生。

　　今天，当我以高校思政工作者的身份重读这段历史，不禁思考：我们该如何向今天的青年讲述“知识分子何为”？

　　在和平年代，青年学生或许很难体会“为买书而与妻吵架”的窘迫，也很难想象“在敌伪爪牙密布之下”每日奔走的风险，但郑振铎身上有一种品质是超越时代的：那就是在困顿中依然坚守的精神，在艰难中依然担当的勇气。他在1939年日记里写下的那句话，至今仍有回响：“要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这不仅仅是古籍保护者的誓言，更是所有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化危机时应有的姿态。

　　四、书香致远，热爱与传承

　　掩卷沉思，我想起书中引用的郑振铎藏书章：“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这方印章，盖在他于抗战期间所购的每一部书上，既是对时局的标记，也是对使命的铭刻。

　　今年春天，全民阅读大会首次与“全民阅读活动周”相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正式施行，这是国家以立法形式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里程碑。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的读书分享活动，我格外珍视这次阅读的机缘。读书，读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文字背后的人与精神。郑振铎用八年坚守告诉我们：书生的报国，可以是在书斋里、在古卷中、在文化的暗夜里持灯前行。而我们今天的阅读，也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在延续先贤守护文脉的那份责任。

　　在国家图书馆的“西谛书库”里，近十万册郑振铎旧藏静静伫立——那是他身后夫人高君箴遵照遗愿无偿捐献的。每一册书上，或许都有他当年的批注，有他深夜校勘时留下的笔迹，有他在“一灯荧荧”中与古人对话的痕迹。这是一介书生的报国方式，他没有扛枪上战场，却在文化的战场上，以一己之力守护着民族的精神火种。正如吴真所言：“书生坚持文化抗战的意义正在于此：赤手空拳，唯有以智识与情怀为利刃；文化抗战无硝烟，但其影响不逊于炮火。”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当年郑振铎奔走于书贾与藏家之间，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守护文化；今天我们在统战部门工作，也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建设国家。不同时代的使命，却有着相同的内核—那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

　　窗外夜色渐浓，我合上书，想起郑振铎在1939年日记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应努力，惜寸阴”。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在这和平年代，唯有珍惜光阴、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先贤的守望，不负时代的召唤。

　　全民阅读，读的是书，传承的是精神，是郑振铎那样对文化的挚爱、对传统的敬畏、对气节的崇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先贤精神的感召下，成为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与传灯人。

　　（作者系浙江水利水电学院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刊发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