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2022年12月24日 第05版 

邓伟志 

　　邓伟志，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1981 年，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教材连载。1984年，第一个提出妇女学，设计学科框架体系，被称为“妇女学奠基人”。主编《社会学辞典》（已出版），现为《辞海》编委、《大辞海》编委。 

　　主要学术贡献：聚焦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2006年3月7日，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关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等认真倾听委员发言。 

　　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礼赞大师”上海社会科学馆主题开放日活动中，有关方面宣布了《关于表彰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定》。今年，有150项成果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包括学术贡献奖4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30项、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116项。其中，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邓伟志荣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理论创新、真创新是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您对我国当前社会学研究有什么看法和发展建议？

　　邓伟志：社会学研究对象很广，40年前有80个分支学科，现在已有170个分支。最近太空站增多，不久会形成太空村、太空乡，看来需要再增加个太空社会学。社会学要讲政治，但不要政治化。社会学应当聆听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之声，回应一日千里的时代需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五个方面提到“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作用”。您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哪些问题？

　　邓伟志：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总设计师。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高度、文明度要看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没有新学说，要看新学说的影响力、渗透力。精神可以变物质，文化强则国家强。作为学者要独立思考，对真理负责。不做应声虫，不做变色龙。中国的诸子百家至今还受到外国学人的称赞、评价。“环球同此凉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一直被许多国家、被联合国所赞许。

　　现在，在社科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膨胀，迫切需要改进文风。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有些社会学文章我看不懂。”言下之意是有些文章故意生造概念、抠字眼吓唬人。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开历史先河，理论创新、真创新是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真理不是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只是有时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照搬老古董不好，把未来适用的过早地拿到今天唱高调，也欠妥。适用于当今社会生产力，适用于当今社会觉悟的理论，才会畅通无阻。

　　记者：应该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邓伟志：“中国特色”四个字很有分量。任何高超的理论、任何伟大的学说，都有个地方化、时代化的问题，不能生搬硬套，包括宗教信仰无不有地方化问题。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外国虽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他们在很多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上、在学术讲坛上却以大量篇幅阐述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学说。在马克思诞辰200年的时候，我在国外参加了他们纪念马克思的活动。我们的前辈敢于冒着被杀头、逮捕的风险学习马克思主义、宣讲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舒适的环境里，怎能不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呢？真正的理论家，不能只背几句语录，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认真态度。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讲中国安徽的事，我们今天岂能在学习《资本论》时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呢？真理是具体的，是受时间、空间、条件限制的。“真理多向前迈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话也是真理。

　　“从乡村实际中升华出能够指导乡村振兴的理论” 

　　记者：《邓伟志全集》25卷收录您毕生的著述千余万字，其中社会学卷体现了您对社会建设、组织管理、百姓生活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您都有涉及，比如共同富裕问题。您曾聚焦过“第三次分配与慈善”，对此有哪些新的思考？

　　邓伟志：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国土经济研究会访问因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脸的地区，看到农民家家没橱柜，人人只有挂在绳子上的一件单衣、一件棉衣，我难过得哭了两次。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个地区早已脱贫了，可我洗脸时常常还会想到他们，想到节约用水。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界别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不可过大。差距大、张力大，社会张力大了社会冲突必然发生。过去有人大谈“兼顾公平”，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导致第一、二、三次分配都有不公之处。公平要全面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社会要稳中求进，进中求稳，一分钟也少不了公平。

　　关于第三次分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同我讨论过。在北京为成立慈善基金会争论不休时，我告诉他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他写诗表达祝贺，大胆提出第三次分配。上海享受第三次分配救济的青少年，长大后有很多成了慈善家。我捐的款不多，但所捐的占我收入的比重不算小。我被评为上海市第一届慈善之星，这更加促使我支持第三次分配。

　　记者：您写过“解决三农问题：三农加一农”等，眼下各地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方面您还有继续关注吗？您觉得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邓伟志：我在全国政协提出“三农加一农”是20多年前的事情。我要加的“一农”是农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科”会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在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农业、农村、农科、农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必须振兴乡村。理论界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尤其要眼睛向下、向农、沉到底，走山间小路开展乡村调查，运用多种方法调查，不搞走马观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乡村实际中升华出能够踏踏实实指导乡村振兴的理论，才能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社会学有“社会平衡”理论，我希望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社会平衡论”促进乡村振兴。

　　记者：您如何从学术角度解读统战工作？您认为我国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为何具有独特优势和生命力？

　　邓伟志：这要从什么是政治说起。毛泽东曾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八个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友党。跟中国共产党走是八个民主党派的选择。前有毛泽东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延安的“窑洞对”，后有平津战役后毛泽东与雷洁琼夫妇在西柏坡的“坡上对”。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派特务要把张澜、罗隆基沉船淹死，是中共地下党把他俩救了出来。史良藏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共地下党派两支部队去救出史良。一支部队已经把史良救出了，另一支不知道，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史良。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正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现在中共中央提出“大统战”，同心圆越画越大，力争朋友遍天下，这是最大的政治，举国欢腾，举世欢庆。

　　“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威力” 

　　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这是文化自强首次被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您对文化强国建设，对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和自立，有何认识与心得可以分享？

　　邓伟志：文化是个五彩斑斓的大课题，我们从“古”说到今吧。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说：我们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武装部队，司令姓朱（朱德）；一支是文装部队，司令姓鲁（鲁迅）。由此可见，文化可以转化为军力、国力、国威、国强，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中国是文明古国，举世公认。先秦诸子百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译成了西方文学，有的还刻在国外的石碑上。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有中国瓷器，有从前被他们掠去的，也有近年中国赠送给他们的。可以说，没有中国瓷器不成瓷器博物馆，这些文化产品为我们增添了光辉。源于中国的很多节日如端午、中秋，也传到了外国。

　　直到今年，世界上159个国家已经建成1500多所孔子学院。近7年，我国已有1798种图书在57个国家出版。起源于中国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如今有70多个国家的人常常边唱边乐。我出去讲学，爱去国外的图书馆。每当看到书架上有中国学者、作家的大作，不管是不是我朋友的，我都特别高兴，陪我去图书馆的外国教授看了也翘大拇指。

　　当然，文化不会只出不进。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广大青年冒着风险要请来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用英文的“democracy”和“science”读音的开头，赋予“他（它）俩”的“姓氏”。比如前面提到的“翘大拇指”，在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人民心目中，“翘大拇指”是赞扬，可也有不少国家认为你“翘大拇指”是挑衅。之前有认为是挑衅的，如今已不再认为是挑衅了，只有在偏僻山区里还有个别人认为是挑衅。这说明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和融合的。

　　根据我的调查，大凡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感情都很深，热爱新中国。只有那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威力。我有次在荷兰讲学，一位不认识的教师跑来，用带有轻蔑的口气对我说：“你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吗？”我爽朗地回答：“接受！接受由你们荷兰人帮助建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不晓得这段历史。我接下来告诉他马林如何冒着风险6次来华，并向他讲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壮大为9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大党的，他服气了。我们不怕外国文化进来，进来以后从一开始的碰撞，经过交流，会达到交融，自强的中国人民有这个文化自信。

　　记者：在新作《我住荣宅》中，您深邃、平顺又略带幽默的笔锋一如往昔。作为前辈学人的典范，您想对后来者提出什么建议？

　　邓伟志：科学无国界，学者有祖国。我思念海外朋友，盼望海外朋友源源不断地回来建设祖国，为国争光。近年来，我深感国富民强。我在国外参观凡·高纪念馆，原本有规定不许进入凡·高的工作室。当管理员知道我是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之后，不但让我进去，还让我坐凡·高坐过的椅子。能受外人优待，完全是因为有强大的祖国，我是在分享祖国之光。

　　古人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老蚕快死丝未尽”，我还愿意继续为国吐丝，老了就是老了，老了不等于成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是铁的规律。对年轻一代，我想把我的治学方程式和人生哲学说出来供他们参考和批判。我的治学方程式是“走＋读→写”；我的人生哲学是“吃穿简单点，知识复杂点”“与人无争，与世有争”。我们常说“心无旁骛”，不少学人的“旁骛”是“权”和“钱”两个字。甩掉这两个“旁骛”，才能专心致志做学问，成大师。我愿意为民主党派、为统战工作写些文章，今年我已经写了8篇有关统战的文章，希望能以文爱党，以文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