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成为领袖，但是所有的领袖一定都是读者（Not every reader is a leader， but every leader is a reader）。

　　无疑，毛泽东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关于毛泽东读书的故事，在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中都有涉及，含有不少专门讲述毛泽东读书故事的著作，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陈晋的《读书有法——毛泽东读书故事》《毛泽东阅读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读书集成》等。这里，我选择了徐中远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介绍给委员和读者朋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徐中远先生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亲眼见证和参与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读书故事。

　　治国安邦不读书怎么行?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读书？毛泽东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谈到过这一问题。

　　1939年，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就讲到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有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不到四个月后，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他更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领导干部读书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他提出，在部队里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无论是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必须通过读书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1959年，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对时任江西省主要领导的方志纯同志说：“读书是很有趣味的嘞。一个人只有多读书，知识面才能宽。”针对许多同志感觉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毛泽东说：“你们担负的工作很多，确实很忙，坐下来读书有些困难。这就看你会不会挤时间啰！”最后，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方志纯说，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多读点书，“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

　　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深刻论述了读书与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千万不要陷入事务主义之中。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通过读书来克服工作的盲目性，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他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的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的去调查它，研究它。”

　　领导干部应该读什么书?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共分十六章，其中十五章都是介绍毛泽东阅读的书籍。其中讲述了毛泽东读马列经典著作、读逻辑学、读《柳文指要》、读《一种清醒的作法》、读中国五部古典小说、读鲁迅著作、读《二十四史》、读《智囊》、读笑话集、读书法碑帖、读自然科学、读《容斋随笔》、读报章杂志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循着毛泽东的阅读足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领导干部的阅读结构，了解领导干部应该阅读的书籍。

　　马列经典著作，是毛泽东下功夫最多的书籍。他从27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每年都要读几遍，读了整整56年。他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他反复阅读的还有《反杜林论》《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

　　毛泽东读马列经典著作，总是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提出要读5本马列经典著作。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高歌猛进时，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重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且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专门起名为《干部必读》。1958年，毛泽东专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信，为大家推荐了两本马列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考虑到当时中高级领导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毛泽东专门要求要出大字本、注解本。

　　历史书籍，也是毛泽东的最爱。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

　　在中南海的故居藏书中，有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走到哪儿，这套书带到哪儿，驻地的会客厅里、书房里、办公室里、卧室里，外出的火车上，无论白天、黑夜，作者都看到毛泽东在“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毛泽东还经常把他认为有意义人物传记等分册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阅读。根据作者的统计，毛泽东晚年读的《二十四史》，写有批注的文字一共有15种史198条，3583字。

　　文学作品，也是毛泽东一直爱不释手的书籍。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已经熟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读《红楼梦》，他收藏的各种《红楼梦》版本就多达20种。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社会学来读的，他不仅读原著，而且读红学著作，对红学代表人物的观点非常熟悉。

　　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书籍的阅读也非常重视。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认真阅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等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夜夜黄卷青灯，常常通宵达旦学习阅读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象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晚年，毛泽东关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和“基本粒子”研究，也早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界的一段佳话，他关于“基本粒子”可以有更深层次的结构的猜想，被后来的科学发现所证实。

　　报纸杂志也是毛泽东阅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要是一天不看报就是缺点，三天不看报就是错误了。毛泽东认为，“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增长许多知识”。他特别关注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有时候专门召集有关专家和人员深入讨论研究。

　　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阅读逻辑学、哲学、法帖等方面的情况，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阅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着近10万册藏书。其中，有的是他青少年时代在湖南上学时读过的，有的是在延安时期读过的，更多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读过的。有的书上有毛泽东本人的亲笔签名，有的书上有毛泽东的印章，有的书上还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文字和圈画的种种符号。

　　作者介绍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在体质越来越差、多种疾病缠身，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阅读。“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读，手拿不动了，就让人举着，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毛泽东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吃饭时看书，他说，吃饭用的是嘴巴，看书用的是眼睛。理发时看书，他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看我的书”。他抓住一切时间读书，吃饭前看，会客前看，开会前看，睡觉前看，睡不着觉也看。他看书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看，办公桌旁看，会客的沙发上看，卧室的床上看，游泳池边上看，吃饭桌子旁看，浴室间看，卫生间看，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

　　读书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出，必须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94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毛泽东一直对于读书有着紧迫感，46岁他在延安时曾经说：“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加359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6年9月8日晨，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个小时，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了多种监护抢救器械、自己无力托举书籍的情况下，他还由工作人员捧着书坚持阅读了7分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他是领导干部读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