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城市都是有生命的。

　　天津作为一座包含着多元文化记忆的城市，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乡村文化与西方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都在此地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天津人对“卫派”地域文化的迷恋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固守，使得这座城市彰显出独特的地域特性，为诸多“津味儿”十足的故事的产生奠定了肥沃的土壤。

　　想准确而又言简意赅地表述天津人的集体文化性格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对身为“津派”小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冯骥才来说，却可以格外精准地把握。这或许源于他是一个祖籍宁波却生长于斯的天津人，恰处于一个最佳言说天津的位置，即站在门槛上，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兼具内外双重视角。《俗世奇人》的创作历经二十余载，寥寥笔墨间，54个有模有样有声有色的人儿被雕琢了出来。他们各种营生、各具性格、各自绝活儿，将蕴含在城市中最深层、最稳定、最隐晦的文化基因体现地淋漓尽致。

　　任何地域的性格，都会在历史某一时期中表现得最充分闪耀。冯骥才坦言自己写《俗世奇人》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书中人物大多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他认为天津最有魅力的时期恰在此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社会转型。文中人物与天津卫的城市命运、风雨沉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民族自尊自信迫切需要提振，社会呼唤有传奇色彩的人儿出现。

　　冯骥才曾将城市的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文化（可视的城市形态，包括建筑）、中层文化（特有的习俗、艺术和方言）以及深层文化（地域集体性格）。水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军旅文化、移民文化以及受天津人爱戴推崇的妈祖文化都不是天津特有的，但是却在这些生活在津沽大地上又辣又热又爽又嘎又不好惹的奇人们身上展现地痛快淋漓。

　　天津卫作为重要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早期人口由军旅、经商、逃难的人员构成。背井离乡的孤独化作同病相怜，互帮互助成为百姓们高度认可的生存法则。在《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李金鏊虽然是“死千”混混头儿，但却讲规矩讲脸面讲义气，无偿资助小杨月楼。在小杨月楼以金钱回报时，却分文不取。《燕子李三》虽说是飞贼，却盗亦有道，专偷富豪大户。虽说故事里都有演绎，但冯骥才笔下却是将那种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江湖侠气做了最真实地表达。

　　面儿，在天津可被认为是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底线。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无论是自己顾及面子还是给别人留面子，都是天津人所尊重的公共美德之一。在《苏七块》中，苏大夫立了看病要先拿七块银圆的规矩。当收入甚微的三轮车夫张四来接骨时，他虽然心中万分想助，却也碍不过情面，只等没有旁人时才将华大夫替张四预先支付的钱还了回去。在他看来，规矩要讲，做人的面儿却也不能丢。《马二》中的马二本已经练就了一身模仿管四爷以假乱真的本事，但管四爷却拿马二当众放屁这一件小事儿戏谑马二的身份，让他在众人面前栽了面儿。一旦在天津卫栽了面儿，那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别人当作了笑料。“好面儿”的集体文化性格一方面表现为不服输、不甘心落后的性格，特别表现在天津人对技艺精进的追求上，从而成为百家争鸣、齐头并进的积极动力所在。而消极的一方面表现为，更多的人过分追求“脸”和“阔”，时而出现“耗财买脸”“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现象。所以冯骥才对具备“绝活儿”的人和事持一种客观审视态度，显示出他对当时特殊社会意识形态下风土人情的全方位理性的理解与思考。

　　天津卫五方民众杂处、三教九流云集，南北文化、雅俗文化、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纷纷聚集在此，居民往往眼高识广、博采众长。在天津卫，没有点“拿”得住人的本领，很难立住。那喜穿黑衣刷白的刷子李，似乎与一桶桶浆子较上了劲，最后那一点扎眼的白中黑并不曾让人失望，原来是烟卷烫出的小洞。在《认牙》中，华大夫将所有心思用在钻研医术，只记牙不记人。一个个豁达开朗、愿赌服输的人物，可谓天津人追逐“人尖儿”集体性格的写照。

　　掩卷之后，那一个个人儿仿若精灵还立在书上，《俗世奇人》更像是这些奇人的影像留影。“典型人物拥有典型性格”是这部书的特点，也是冯骥才小说写作的特点。然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确没有任何一群人的性格或一处地域的文化是可以用语言来评论概括的。源于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感触，也源于作为文化学者长久以来对所从事的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理解，冯骥才始终以感性又理性的态度观察着“奇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与集体人格。但毋庸置疑，他对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充满了热爱与真情。一批凝结着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人格的奇人就这样被冯骥才素描了人生，装订在《俗世奇人》中，形成了一部城市集体性格的侧写相册。

　　（作者：民进会员，天津大学副教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