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民进网站 > 民进风采 > 媒体聚焦

赤子其心 星斗其人

——怀念民进浙江省委会原主委毛昭晰

发布时间: 2023-05-26
来源: 团结报
【字体:

  毛昭晰,1929年5月出生于浙江宁波,著名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八届、九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原主委。

  “赤子其心,星斗其人。烁灿其骨,芬芳其魂。路漫修远,终有道循,天奉吾师,夫复何求。”2023年1月5日,毛昭晰在杭去世,其学生——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民进浙江省委会原副主委王旭烽写下这段感人文字,也道出了无数文博战线和民进组织的后辈们对毛昭晰的深切悼念。

  “爱满民进”的践行者

  “身姿挺拔,谈吐风趣,时不时来民进省委会机关走走,和认识不认识的机关干部都能闲聊上几句的老先生。”这是毛昭晰留给大家的最初印象。

  民进浙江省直文化支部的陈玉芳回忆,在毛昭晰70岁生日前夕,支部会员商量给他过生日,可刚好他有其他安排。不甘心的他们又“激将”道:“毛老师,我们支部的会员都很想您,您不会因为现在官大了,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小会员了吧?”这个激将法还真管用,毛昭晰随即回复:“你们真行,那我跟对方商量下,争取改个时间,先来跟大家聚聚。”每年的重阳节,毛昭晰无论多忙,也都要抽空来参加省直老会员的联谊活动。他说,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回过头去看那些岁月时光时,很感慨在民进的生涯在其中占有了重要的份额,他始终为自己是民进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民进最初对我的信任,我加入民进以后感到的温暖,以及我在民进的工作,都源于这个大家庭的爱。”“爱满民进”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3年6月,毛昭晰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但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介书生”,关系依然保留在学校,继续教书、上课、带研究生,在省文化厅和文物局工作,既不拿工资,也不拿奖金,是一个“义务兵”。

  当时有好几个民主党派来做毛昭晰的工作,希望他能加入。后来,毛昭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中提到:“那时做我工作做得最多的党派就数民进了。浙江民进的同志非常热情,杨松森、郭锦春、徐云锦,他们前后一共来找了我八次,让我很受感动。我和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李天助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因为因病住院,我去看望他,在病床前整整两个小时,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开,希望我能够参加民进。看着病床上的李天助先生,我实在不好意思不答应,于是就比较委婉地和他说:‘李伯伯,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2018年11月,在参加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民进浙江省委会成立55周年座谈会时,毛昭晰回忆加入民进、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由衷地说:“认识这么多的好同志、好老师,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正是因为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让毛昭晰开始思考民主党派到底是怎样的组织;通过进一步了解,毛昭晰觉得民进对他也比较合适。在民进这个组织中,有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谢冰心、傅雷、郑振铎、顾颉刚、蔡尚思、吴贻芳、雷洁琼等许多文化界的杰出人士;还有他所在学校的老师——翻译《小妇人》的郑晓沧、教授文字学课程的任铭善,他们也是浙江民进的会员。这么多优秀的学者,让他最终作出了加入民进的决定。

  参加民进后,毛昭晰逐渐把自己熟悉的一些友人也发展到民进这个组织中,其中有《采茶舞曲》的作者周大风,著名画家孔仲起、吴山明,浙江博物馆原副馆长汪济英,蓝田猿人发掘的主持者、杭州大学教授戴尔俭,浙江自然博物馆原副馆长蔡正全,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杭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教授白晓文,浙江大学教授、博导陈偕雄,还有周永良、林华东、俞为洁等年轻学者。他们都是音乐界、美术界、文博界、学术界的优秀代表,加入民进后为浙江民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不少后来还担任了民进省委会的领导职务。

  担任两届主委期间,毛昭晰十分重视班子建设。他说,在这个和谐团结的集体中,没有人做“好好先生”,真正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发表意见、开展讨论,进而不断地推进会务工作。他对地方领导班子的建设也很关注,经常到各个市级组织,向市级组织的同志学习、求教,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物色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负责人,为之后浙江民进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的“救火兵”

  毛昭晰是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专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刚刚颁布,浙江的文保事业还没有从十年颠簸中走出来,面对人手少、资金缺的情况,毛昭晰硬是以他对文物保护事业近乎疯狂的执拗与顽强,为文化遗产保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践行着他“要为保护文化遗产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毛昭晰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始终在路上、车上。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毛昭晰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队长’的。”

  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闻此听闻后非常震惊,胡庆余堂被誉为“江南药府”,其优秀的医药文化传统的价值是任何建筑无法取代的,怎么能拆?他马上赶到现场,找到胡庆余堂制药厂厂长予以制止。“胡庆余堂这么重要的文物,绝对不能拆啊!”厂长反问:“胡庆余堂要不要发展?你能保证我们生产发展吗?生产要发展,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

  劝说无果,毛昭晰焦急万分,他一边让文物局相关部门准备资料,将胡庆余堂申报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一边找到杭州市委领导多次反映,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1988年,胡庆余堂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毛昭晰视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所见景象使他非常痛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仅4户人家,到20世纪80年代已繁衍成两个村庄40多户和3个工厂,轰动世界的“古代水稻圣地”正在被蚕食。

  一个省文物局局长,没有决定行政区域搬迁的权力。毛昭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对文物很重视的老省长李丰平,遂登门拜访。听了毛昭晰的汇报,李丰平坐不住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场座谈会召开了。会议决定,遗址现场的村庄和工厂限期搬迁,经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解决。更使毛昭晰振奋的是,就在这次会上,他关于建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议得到采纳。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毛昭晰还是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者之一。2001年底,他在杭州市“中国运河文化研讨会”开幕式演讲中力陈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竭力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一个多月后,毛昭晰从报上读到小河直街仍在动迁居民的消息时,忍不住在病房里给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长信,痛心疾首地呼吁“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他的呼吁和努力,深深打动了当时的杭州市委领导。次年,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列入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提出“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按照“严格保护”的原则,做好大运河杭州段的保护工作。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在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进行了修复。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百分之六十多的老街坊。这一片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和一道独特的运河文化风景,为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次次“救火”,毛昭晰抢救下许多文物——黄龙洞边上的护国仁王禅寺遗址、宁波的张苍水故居、绍兴的秋瑾烈士纪念碑,还有杭州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张宪资福庙,嵊州古城墙,海宁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修真观戏台……

  提出创办文博专业

  毛昭晰也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创办文博专业的人。1978年恢复高考不久,他倡议在杭州大学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历经三年奔走,1981年,杭大文博专业成立,毛昭晰亲自去招生,为浙江文博事业发展奠定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基础。1983年,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工作后不久,他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和在市县建立博物馆,并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浙江文博事业打好了基础。他以极大热情和实干精神推动着浙江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使浙江成为博物馆大省。

  毛昭晰总是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有文化遗产就有了历史,有了研究价值,有了记忆、审美、旅游和观光价值。晚年,即使卧床养病,他也时刻关注着文物工作的最新动态。当谈到文博事业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毛老的眼睛亮了,他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作者: 浙进宣
责任编辑: 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