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职业品性(下)
民进前辈叶圣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上世纪40年代,他为同船北上的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读改文章,指出“一字之疵”;1952年,他连续四天校阅著名生物学家方宗熙编写的中学生物读本,修改文字方面的瑕疵。作为编辑,叶圣陶对语言文字的精准把握,得到了这些学术大家的一致好评。
文字的“名医”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与作者,近于医患关系。叶圣陶的“医术”和“医品”,作者自有感悟。
宋云彬和叶圣陶当年同船北上,到北平后,宋云彬写成《读<闻一多全集>》,即“交圣陶”。宋云彬当天日记记:“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了。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
虽一字之疵,但叶圣陶的指谬,在宋云彬看来,并非一个字的事,否则他也不至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里。现在看来,如此“小疵”,也不是一个时期的问题,或者说,今人犯此病者仍甚多。
叶圣陶的改稿记录,我们无缘得见庐山真面目。但他在日记、书信中的相关自述,对后来的编辑,仍堪当范例,不失标本的价值。
1952年3月,叶圣陶读改方宗熙编写的中学读本《达尔文主义基础》。3月2日,叶圣陶日记记:“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看一遍,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恶,然文字方面实多疵病。”3月5日,叶圣陶记:“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方宗熙是留英归国的科学家,他向叶圣陶表示,对所有修改深感满意。
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之欣慰,心力不虚掷,自是可喜。”
可见,叶圣陶的看稿改稿,是不能以“饭碗”两字来推量的。换言之,经叶圣陶过目的稿子,无论长短,对作者来说,都是一种病人遇见名医的幸运。
为作家把关
二十年后,叶圣陶已年近八旬,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职业状态却一如从前。
1972年2月,叶圣陶收到作家浩然的新作《金光大道》清样后,写信给在河南五七干校的长子叶至善:“我准备用二十天时间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册六百二十九页,每天看三十多页,不算多。小问题的确有,他叫我尽量从严,我就见到就批。”
叶圣陶本身就是作家,早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在来稿中发现巴金、丁玲等人的处女作。
巴金在1958年致信叶圣陶:“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
看《金光大道》稿,也算重拾老本行。改完清样,叶圣陶又写信给叶至善:“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的页面都不甚干净。他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
《金光大道》出版后,读者无数,但谁能想到,这本小说的清样,几乎每一页都留有叶圣陶的修改笔迹。
家书谈“读鲁”
叶圣陶强调语言文字的精准、恰当、生动,是一种职业境界,和死抠文字是两回事,他的眼界也不限于对文字的修订。
上世纪70年代,叶至善所在的干校给每人发了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叶至善写信向父亲求教:“中间有几篇实在不好懂……注虽然比以前的好些,还不能解决问题。”叶圣陶回复:“鲁翁之文,要当时与他非常接近的人才明白。许广平死了,许季茀(许寿裳)也早死了……到将来,鲁翁之文是肯定要流传的,但是谁都不甚了了,只能随便猜。”
鲁迅寓居上海后,一度与叶圣陶是景云里的邻居,时相过从。到了上世纪70年代,鲁迅作品皆非原稿,不涉及文字处理,叶圣陶手头也未必有这本书,叶至善等于给父亲出了一个“盲审”的题目,而叶圣陶对“读鲁”的判断和估计,虽不过几句话,实为一篇带有方向性的审稿意见。
有意思的是,曹聚仁写过《鲁迅与我》《我与鲁迅》等回忆文章,当中提到一个细节,与叶圣陶不无暗合:鲁迅有一次到曹家,“他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鲁迅若天堂有知,对叶圣陶的这段话,大概也会引为知己之言的。
职业品性不等于人品,但不能说与人品无关。遍观以叶圣陶为主题的文章,不论回忆还是评论,“人品”几乎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言职业品性,更不能脱开人品。
关于叶圣陶的为人,他的两位友人的点评极具代表性。诗人臧克家说:“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
学者张中行说:“《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
他们的结论,叶圣陶自然当之无愧。由此及彼,也可见叶圣陶职业品性的由来。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著有《去趟民国》《向北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