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前辈郑振铎曾在1945 年第17期《周报》上发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一文，记录下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被日伪逮捕、折磨却坚贞不屈的几位朋友的事迹，其中包括另一位民进前辈、著名作家柯灵。柯灵两度被捕，被施以电刑也“坚不吐实”，有效地保护了楼适夷、陆象贤等中共党员。

　　团结进步作家 “很早被敌伪所注意”

　　郑振铎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一文中记述：

　　柯灵先生很早的被敌伪所注意。敌人们常常找他谈话，但想利用他的线索，追究很多人。他不泄漏任何的事与人。有一天，我在一家茶室里和他遇到了。我向他招呼着，但他暗中使一个眼色，我连忙的坐了下去，不作理会。原来他的隔座便有一个敌人的密探在着。最后，敌人们对他绝望了，便捕了去，用了种种的酷刑，要他招说。他紧闭着嘴，什么也不说。出来后，他告诉友人们说，受刑不住时，心无杂念，只拼一死；除了“妈呀”的喊着外，别无他话。

　　抗战以来，柯灵一直坚守上海文化阵地，突破日伪文化封锁，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作家。他先是在宣传抗日的《文汇报》主编副刊《世纪风》，后来又在《大美报》（华文版）主编副刊《浅草》。

　　汪伪政权成立后，发布通缉令，所通缉的八十三人中，柯灵便名列其中。许多上榜的报人纷纷遭到暗杀，柯灵顶替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柯灵在1984年《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七期上发表《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一文，文章写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部沦陷。上海的文化、新闻、出版等业，被置于敌伪直接控制之下，形成了对敌斗争极端严峻和尖锐的时期。根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活动已转入地下，阿英、王任叔等知名的党员作家，都已撤离上海。许广平、夏丏尊、章锡琛等，都遭日军宪兵队逮捕，其目的是妄图由此找到进步文化界的突破口，但遭到顽强不屈的抵抗。

　　南京傀儡政权“调查统计部驻沪办事处”，即出名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魔窟，指名要我去进行抗日分子登记，我只好隐蔽起来，面临着严重的双亟恐怖：政治威胁和生活威胁。

　　1942年，“登记”风头过了，柯灵回到电影公司主持编剧部门，却因日本侵略者下令将所有电影公司合并由日本军方直接控制，愤然退出电影界。失业的他经郑振铎介绍，认识了关勒铭金笔厂经理陈巳生（民进发起人之一），先在保险公司当跑街（保险代理人），后来进了刘哲民的一家钱庄工作。

　　第一次被捕：拒指认中共党员 设法通知楼适夷避险

　　1943年6月，柯灵接手主编《万象》杂志——上海沦陷时期地位最为显赫，在市民、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的文学期刊，继续投身抗战文艺运动。

　　这一时期，他上午跑钱庄，下午主编《万象》，晚上到“苦干”剧团担任宣传主任、编剧，改编抗战话剧。活跃在沦陷区抗战文艺阵地一线的柯灵自然成了日伪的重点迫害对象。他在《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一文中回忆道：

　　上海沦陷后，我写话剧剧本时，还用了新笔名“朱梦”。接编《万象》时，才决定正式露面，因为编杂志要和社会广泛接触，无从保密，而且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如其躲躲闪闪，不如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好在我没有组织关系。但到底还是免不了侵略者野蛮的迫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本宪兵队逮捕许广平时，因为抄到了我送给她的著作，已经向她追查我的下落，阴谋自然未能得逞。

　　1944年，柯灵被日伪逮捕，关押了6天。对方让他指认中共党员，他坚持说自己“一个也不认识”。

　　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日本沪南宪兵队终于向我下手了。我被关押了六天，反复纠缠，逼我交代是什么人在后面指使我写抗日文章。还拿出一份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名单，要我一一指认。因为名单里也有我，而我当时并非党员，我就放了心，知道他们的情报靠不住。坚持说我一个也不认识，不了解。名单里有“李琳”，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孙维世，她曾用“李琳”的艺名当过电影演员，早已不在上海；另有一个“楼适夷”，恰巧在前一天离开上海，回余姚暂住。

　　我释放后，立刻设法通知唐弢。要唐弢写信告诉适夷，不要再来上海。那时上海邮政局里坐镇着日本检查员，专门检查邮件；唐在邮政局工作，有办法逃避邮检。在抗战胜利以前，适夷也就没有再到上海。（《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

　　第二次被捕：遭酷刑“坚不吐实” 陆象贤“深为感佩”

　　一年后，柯灵再次被捕。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再次被沪南宪兵队所捕，备受坐老虎凳、灌水、拷打等酷刑。行刑到最后，才抛出一本我的杂文集《市楼独唱》（内容全部是有关抗日的文字）。这是我签名送给陆象贤的，陆是地下党员，日本宪兵到他家里执行搜捕，陆由组织上通知，事先避开了，敌宪抄家时发现了这本《市楼独唱》，就又一次找上了我。（出版《市楼独唱》等一套杂文丛书的北社，是党的出版机构，陆是主持人之一）

　　九天以后，我受了重伤，才被释放。我在红十字会医院养伤，到八月上旬，勉强能够行动，就和黄佐临秘密离开上海，准备去重庆。到杭州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总算在逃亡途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

　　陆象贤后在《北社始末》一文中提及此事：“……日本宪兵队向他追问列车（陆的笔名）在何处和他同北社的关系。柯灵同志当然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也知道我和北社的关系。可是他坚不吐实，敌人对他施以电刑，他也不说。后来，我知道了此事，对柯灵同志的这种崇高气节，深为感佩。解放后三十年来，我与柯灵同志很少见面，但一想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对自己所受的迫害，柯灵的自述是简略的，但是血泪声闻于文字之外。正如他在狱中写下的《狱中诗记》七首，其中第一首写的是被捕时的情景：

　　飞车绝塞黄昏雨，又向贝家道上行。

　　稚子不知生死判，殷勤犹闻呼爷声。

　　出狱后又补第七首：

　　谈兵纸上曾何用，只为忧时啮寸心。

　　剩有余生欠一死，更无只语可贻君。

　　为了明志，柯灵给当时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取名为“清”，以示自己在敌人狱中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