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实践中，基础研究分析框架仍有欠缺，基础研究评价办法有待完善，基础研究判定标准不够明确。为此建议：

　　科学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将基础研究划分为探索型、战略型、应用型和前瞻型四种类型，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其中，探索型由兴趣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战略型由战略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解决从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源头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应用型由战略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支撑具备经济、社会、公共安全等重大价值，靠近实际应用与市场；前瞻型由兴趣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瞄准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而前瞻部署的储备研究。

　　拓展设立多维客观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同行评议方法，对“非共识”项目提供限制性支持。同时，对照上述基础研究的四种类型，采用几种客观指标作为补充：一是成果载体评价，如应用型基础研究以专利和其他产品化的成果载体为主；二是可重复性评价，尤其适用于实验类研究，可由第三方科学家组成“影子”团队，负责同步重复实验过程，验证是否能重现实验结果；三是开拓性评价，采用CD指数，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对前人研究的颠覆程度；四是转化性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引入应用转化程度或产品化水平指标；五是公共性评价，可依据是否对社会公众具有福利价值作为研究评价指标。

　　正确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一是拓展基础研究适用范围。对于多数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卡脖子”技术研究，往往是对其中特殊的机理性或规律性认识不充分，只有同步开展基础研究，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而应用型基础研究，其核心是对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规律性认识和原创性突破，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二是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衔接。三是做好基础研究成果对应用研究的开放。探索建立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开放共享平台，方便应用研究者发掘潜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