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郑振铎收藏典籍可谓用心良苦，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收藏书籍的热爱和艰辛：“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郑振铎收藏旧籍的初衷，源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并没有升值牟利的念头。正因为如此，一生博学的郑振铎藏书也十分广泛，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

　　1937年起，日本侵略军陆续占领了上海和东南各省。不少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大量散失海外，郑振铎对此忧心忡忡，决心组织一场抢救行动。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以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为了收购著名的元杂剧本“六十四册”，面对上千元的高价，他千方百计筹好款去时，却被告知已被人抢先定购，价格抬高到上万元。郑振铎等不及教育部拨款，找到暨南大学代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开明书店的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9000元将书购下。

　　郑振铎不仅收集古籍，还注意搜集陶俑，靠的是并不宽裕的大学薪水和稿费，经常是东拼西凑、节衣缩食、说尽好话。仅购买明刊本《古女今范》一书，郑振铎就花掉了全家人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而为了买一个要价十几两黄金的唐三彩骆驼，他议好了价却拿不出钱来，只好央求卖家等着自己去凑钱。一次他在一家苏州文物店偶然发现一件汉代陶俑，当即倾其所有买了下来。当他欣喜若狂地捧着陶俑走在街上，才发现自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留下。

　　郑振铎的收藏伴随着浓烈的爱国情怀。在他眼里，祖国文物“不仅是中国先民们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1953年，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不久，郑振铎就将自己重金收购的陶俑等文物502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7年又将所藏雕塑等文物捐献给国家，连一张证书也没要。此外，郑振铎还动员张大千将其花500两黄金收来的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低价转让给了国家。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宣荫楼等珍贵藏书也化私为公。

　　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组和北海团城文物收购点，促成大量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陆续将许多文物精品收归国有。举世闻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便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以35万港元重金从香港购回的。他还促成了对陈清华藏宋版古籍的收购及苏联《永乐大典》11册的回归，还使有价值珍贵的宋版《文选》《金石录》、明刻本《列国志传》等古书免于遭受纸商“入锅化浆”的“废纸”之劫。

　　郑振铎常说：“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他不幸因公殉职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他的藏书，出价高达40万元，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但其夫人高君箴女士遵照郑振铎的生前遗愿，把他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了国家。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坚苦到底自不致有人疵议”。郑振铎用真情和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担当，他收藏报国、保护文物的一生，正是对“值得贡献的事业”的最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