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的《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孙甘露与多位友人的30多次对话。谈话对象包括毛尖等学者，小白、王朔等作家，还有徐静蕾等电影人。谈话主题既涉及上海、小说、写作等，也涉及当时流行的电影、文学风尚的变化等时代元素。可以说，该书是一部记录文学黄金时代的“口述史”。本期摘编孙甘露与学者郜元宝对谈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郜元宝：文学曾经捉弄了我们好几代人，今天，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开始反过来“玩”文学了。作为一种“玩”的a结果，写作在目前好像已经成了异常容易的事。不少中青年作家产量高得惊人，他们似乎想以此显示其充沛的创造力，这却总让我感到有几分疑惑：我们的文学是否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还是仅仅说明，这个时代要求作家们非得不断有作品发表，否则就可能迅速被人遗忘？

　　孙甘露：我想这里面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商业的冲击或许是主要的。

　　郜元宝：比较起来，这两年你似乎一直保持低产写作。能否谈谈个中的感受？

　　孙甘露：怎么说呢？我觉得挺自然的，不认为自己特别勤奋，也不认为特别比别人懒。其实照我目前的状况，如果能写到六十岁，在总数上也颇可观了。也许，我这人太满足于现状了吧。但是，老实说，怎样才是高产或低产，这中间并不存在一定的标准。

　　郜元宝：标准是有的，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

　　孙甘露：是这样的。像我这样慢腾腾地一年拿出四五个中短篇，我自己看来还是正常的，因为至少我没有勉强自己。那些高产作家，如果不是出于勉强，我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键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时刻表。上次几个朋友一起座谈陈村的写作状况时，我就说过，陈村这时候少写甚至不写小说，并不值得奇怪。也许他的时刻表上这一阵子正发不出车，也许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呢。

　　郜元宝：一个写作者确实要不断掂量自己，要是他不在乎这样的时刻表，或者对自己有没有这个时刻表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是一味追随社会上流行的阅读需要，或者闻风而动，看到人家新作迭出就眼红，睡不着觉，那就不妙了。

　　孙甘露：我想一名诚实的写作者，不能只限于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他更应该关心“我自己想给以及能给读者什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自己的时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