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色文化包孕在20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学生产，尤其是它的革命叙事之中，属于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内涵。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以马克思主义为观念本源，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叙事基础，具有民族性和革命性的显著特征，发挥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红色文化炼造了20世纪以来民族文学的文化品格。以“民族文学经典”和“红色文化传承”两个关键词为中心，观察、考释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可以凸显民族文学革命叙事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表现形式，呈现红色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关键词：民族文学经典 红色文化 革命叙事 标识性概念

　　民族文学经典是历代中华各民族作家、民众精心创作、世代传承并且得到高度评价和拥有广泛读者的各体文学作品。它孳乳、滋养着各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并形成了民族文化持续交流融合的重要方式，也由此成为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凭借。本文论及的红色文化，包孕在20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学生产，尤其是它的革命叙事之中，属于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内涵。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来看，20世纪以来民族文学革命叙事中蕴含的浓墨重彩的红色文化，随着它被生产、评论与传播，发挥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民族文学革命叙事发生、发展、兴盛、衍化的重要内涵与特色，红色文化理应成为研究、阐释百年来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课题。

　　红色文化炼造了20世纪以来民族文学的显要的文化品格。其远源在于“四海之内若一家”的传统文化，近因则肇始于革命岁月，持续到和平发展的建设时期。民族文学经典与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历史进程相伴随，红色文化则与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共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这使20世纪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红色文化成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标识性概念之一。

　　一、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经典化

　　“少数民族文学”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随着具有国家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建构而出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最早于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年11月9日）中使用“少数民族”这一称谓，强调“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由此可见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构想。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正式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了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相关政策。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把少数民族的解放纳入全民族解放的政策框架中。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称：“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得以强调。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自此，“少数民族”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文件和法律法规中得以普遍运用。随着具有国家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中得以命名。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历史上的不同民族经过国家识别后确定的除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文学的总称。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本文采用广义的界定：凡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文学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作家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轫与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其构想的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最早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民族解放话语进一步深化。从那时开始的民族文学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以“民族主义”话语为导向的初创期；以“民族形式”话语为中心的拓展期；以“多元一体格局”话语为表征的发展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为核心的壮大期。经过不同时期中心话语的引导以及文学经典化的淘洗，每一时期都出现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民族文学经典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它们构成了百年来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深广的脉络和博大的体系。概言之，民族文学是从20世纪20年代随着歌谣运动、中共早期革命实践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的翻译、介绍与借鉴而出现的；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多元文化思想语境下，对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探索及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理论阐发。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与40年代形成的“文艺大众化”构成了新中国文学一体化的格局，民族文学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的政治文化思想构成了反映论、互文性关系。抗战期间，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及其引发的学术论辩影响了当时的民族文学创作思想，具体表现为民族文学对“民族主义”书写的投射。中国文艺界从30年代起开展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摸索：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为通过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新中国的政治抒情和歌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繁荣、发展民间文学，并促成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可以说，随着中共苏维埃政权及后来的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建立，民族文学开始形成以追求“民族形式”，整理、创编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包含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双轨发展道路。80年代，由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民族文学“多元化”的讨论和实践，民族文学创作体现出以各民族自身的日常生活、文化习俗、文化心理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创作风潮。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进党章。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既是对中国革命时期民族理论的提炼深化，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延续与拓展。近十年来的民族文学研究也呈现出由“多元”趋向“共同体”的发展态势。

　　本文涉及的“民族文学经典”是指兼具艺术典范性、权威性和富含历史、民族、文化等价值内涵的文艺作品，主要包括20世纪以来在中华文化的整体语境中，各少数民族创作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集体或个人创作的书面文学。它们或已被写进文学史，或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涵盖民族作家作品、用文字记载的民间文学作品、使用民族语言创作并译成汉语的作品等。民族文学经典反映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进程，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历史和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学经典书写的价值意义在于对文学叙事及其内涵与价值的突破、超越。在创作手法上，民族文学经典延续现实主义方法，兼具浪漫主义特色，汲取现代主义资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样式。

　　本文所涉“民族文学经典”包含“民族民间文学经典”与“民族作家文学经典”。“民族民间文学经典”指在各族民众中流行、传诵的代表性口头文学，比如歌谣、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等；“民族作家文学经典”则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体裁的作品。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作家文学一起推动了民族文学经典的产生。20世纪40—70年代，响应毛泽东“民族形式”的号召和民间文艺运动，大量民间故事被改编为民族文学经典，如蒙古族《嘎达梅林》（1951），彝族《阿诗玛》（1954）、《阿细的先基》（1959），壮族《刘三姐》（1956）、《百鸟衣》（1956），傣族《娥并与桑洛》（1960）等。新时期以来，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民族戏剧和民间文学仍出现了许多结合新艺术形式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如根据维吾尔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凡提的故事改编的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1979）以及电影《阿凡提》（1979），根据傣族民间传说《召树屯》改编的电影《孔雀公主》（1982），仫佬族剧作家常剑钧创作的融入了新时期元素的壮族彩调剧《新刘三姐》（2019）等。这些作品的写作和传播重要的资源之一便是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在题材、思想内容、典型形象塑造等方面为作家文学广泛汲取民间文学养料提供丰富土壤；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和再创造，也传承和发展了民间文学具有的优秀价值观念和文化品质。

　　同样的，红色文化也是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更是现代以来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经典中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代表性作品所在多有，比如20世纪20—40年代，满族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4—1949）、戏剧《张自忠》（1940）与《国家至上》（1943），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4）与《大江》（1944），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金剑啸的诗歌《洪流》（1934）与《兴安岭的风雪》（1934）等；蒙古族作家萧乾的散文《刘粹刚之死》（1938）与《血肉筑成的滇缅路》（1939）等。20世纪40—70年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1957，下部1988），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953）与《李双双小传》（1960）；彝族作家李纳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创作于1963，出版于1981），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1956，第二部1962，第三部1965）；壮族作家华山的散文《童话的时代》（1955），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戏剧《赫哲人的婚礼》（1963）等。新时期则有回族作家沙叶新的戏剧《陈毅市长》（1980），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没有星光的夜》（1983），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开拓者》（1984），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古老的土地》（1984），满族作家舒群的系列纪实小说《毛泽东的故事》（1986）等。

　　20世纪以来的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经典，在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方面具有典范性。民族文学经典的产生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它受到各种力量的引导和推动，在红色文化影响下，与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性实践和创造性劳动相联系，并通过创作转化，形成文学意义上的传承与再生。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民族作家在创作中透过民族视角，表现本民族生活，并以自身的所观所感创作出反映革命历史、凝练革命意识、在思想价值方面具有启迪性的文学作品。由此产生的民族文学经典沉潜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从其社会功能来看，它们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为构建中华新型文化提供充沛的动力。

　　二、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的互动

　　关于“红色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来看，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成立，选择红色作为自己的标志性颜色，此后，红色被赋予了象征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红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文化研究渐次展开，众多研究成果对红色文化的构建过程、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论述。本文研究的红色文化，主要选取的是狭义的概念，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自由，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态”。从文化层面看，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系统，红色文化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属性，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实践性、革命性、先进性、创新性等特征。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发展，红色文化已经形成规模化、持续性的文化体系，包含着代际相传的精神谱系、厚重的历史内涵、确定的价值意蕴和丰富的文化载体，具有深远持久的文化创造力。

　　红色文化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语境中生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升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中更新、完善、熔铸而成的。以红色文化传承为主线，对民族文学展开贯通的理解，可以发现其主旋律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它承载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导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史。民族文学经典既是革命史的产物，也是反映这一段历史的革命叙事，体现红色文化的民族文学经典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代表性作品迭代有出，与红色文化具有同根性。

　　其一，小说方面，“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正红旗下》（创作于1961—1962），以满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为人物形象，再现了清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纠葛和民族关系，以及时代洪流巨变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与斗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写出了蒙古族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的种种严峻考验，用生动的故事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描写了凉山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争取翻身做主人、实施民主改革到平息反动叛乱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小说得到冯牧的称赞，说它是“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满族作家李辉英的《松花江上》（1945）集中表现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京族作家李英敏的《椰风蕉雨》（1962）等，书写南方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史、心灵史，具有彰显革命英雄主义的特质。这些优秀作品描绘了中华大地的壮美图景：草原风光、天山风情、白桦秀密、南疆椰雨、青藏雄奇、苍洱怡丽等，又以生动的人物形象、高明的艺术技艺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树立民族文学典范，向着同一的方向筑成中国多民族文学革命叙事的路碑。

　　20世纪80年代，回族作家张承志创作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78）、《阿勒克足球》（1980）、《黑骏马》（1982）等小说，多次捧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被誉为“当今小说艺术中一位热情澎湃的诗人”。他的《北方的河》（1984）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象征——黄河及生养于斯的人民，展现北方气象万千的众河景观，洋溢着对这方土地的真诚挚爱和对人民的炽热情思，被视为民族性、历史性的文学精品：“波浪翻滚的几条大河向着我们的文学事业发起了勇敢的冲击，它号召着更加开阔、高大、强健而又深沉的文学，它号召着向新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进军，它号召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文学巨人、文化巨人的诞生。它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张承志的这些小说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蒙古族作家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集1979，下集1985）、回族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88）等经典作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文学紧扣时代脉络、书写历史变迁、阐发爱国主义精神的厚实传统。21世纪以来，藏族作家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2011）讲述新农村建设，藏族作家阿来的《蘑菇圈》（2015）展现了藏区机村几十年间的改造过程，回族作家马知遥的《亚瑟爷和他的家族》（2000）彰显民族团结等，赓续这种传统。民族作家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民族故事为方式和目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二，诗歌方面，众多民族作家创作的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新诗，也是构成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20—40年代的民族诗歌创作中，壮族女诗人曾平澜的《平澜诗集》（1935）揭露黑暗，歌颂光明，礼赞革命志士；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为了你，亲爱的祖国》（1946—1948）焕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民间叙事长诗《嘎达梅林》（1951）抨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恶行；还有唱出抗日心声的民间抗战歌谣如《抗日三字经》（1938）、《打冲锋》（1945）等，都抒写了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对祖国的炽热情怀。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1959）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优秀之作，饱含激情地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此外，还有侗族诗人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1954）、蒙古族诗人毛依罕的《铁牤牛》（1955）、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幸福和友谊》（1956）、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力耶夫的《祖国颂》（1958）、傣族诗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1959）、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的《奴隶解放之歌》（1959）、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草原集》（1960）、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1962）、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1962）、壮族诗人莎红的《山欢水笑》（1979）、白族诗人张长的《勐巴纳西》（1979）、朝鲜族诗人任晓远等的《金达莱之歌》（1981）、朝鲜族诗人金哲的《伽倻琴集》（1982）等，这些诗歌情绪饱满充沛，在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上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表现了民族诗人对民族地区建设的高昂热情和对祖国强盛的真诚期许。

　　红色文化一度成为民族文学稳定的题材来源之一，体现了文学与社会运动、国家建设的密切关联。民族文学经典的创作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互动互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歌，在内容上也有很明显的变化。战争年代，民歌中“时政歌”的主旋律集中体现出对民族团结的赞扬，对抗日英雄的歌颂，高唱红军赞歌，强烈抨击分裂祖国行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乡土的鼓舞下，裕固族民歌唱出了各民族共同的愿望：

　　珍珠玛瑙我会串，银子耳环我戴过/小羊羔子我去放，小牛犊子我喂过/客人来了我打茶，阿妈煮肉我烧火/如今牧业要现代化，裕固族能人姑娘数最多。

　　其中传达的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画面，既重视日常生活，抒写人生安稳的一面，也表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体现出“宏大叙事”的特色。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结合得自然、完美，生活质感依附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民族化风格和共通性诗意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民族文学中红色文化的魅力所在。此外，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在吸收民族民间文学技艺、借鉴民族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还创作了大量的由故事、传说“诗化”而来的民间叙事诗，如壮族作家韦其麟的《百鸟衣》（1956）、纳西族作家牛相奎与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1956）、东乡族作家汪玉良的《米拉尕黑》（1961）、土家族作家汪承栋的《雪山风暴》（1977）、回族作家马治中的《马五哥和尕豆妹》（1979）、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格拉茨姆》（1980）、朝鲜族作家金成辉的《说吧，长白山》（1982）、维吾尔族作家吾铁库尔的《喀什之夜》（1983）、满族作家戈非的《从马尾弦上流下来的歌》（1983）、朝鲜族作家金哲的《晨星传》（1987）等；以及抒情诗，如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1959）、白族作家晓雪的《祖国颂》（1974）和内蒙古长盛不衰的文艺组织乌兰牧骑结合史诗传统创作的脍炙人口的说唱文学《各族人民心连心》（1965）、《红旗一代传一代》（1965）等。它们以通俗易懂的诗歌语言表现民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喜悦，始终保持基因谱系的连续性，传播民族团结意识和共建新社会的奋斗精神。进入新时期之后，叙事长诗少了，但融情于理的抒情短诗却多了，如维吾尔族作家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光辉的新疆》（1985）、锡伯族作家哈拜的《心曲》（1989）等，寄情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把握时代脉搏，思考历史变迁的规律。20世纪末以来的民族诗歌立足于更为多元、开放的创作环境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傈僳族诗人密英文、哈尼族诗人哥布等的创作，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下，探索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其底色即是民族大团结的红色文化基因。

　　其三，散文方面，壮族作家华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了二百多篇通讯、报告文学，基本是以红色文化为底色的革命叙事，如《太行山的英雄们》（1941）、《窑洞阵地战》（1945）、《英雄的十月》（1950）等，饱含深情且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为革命胜利而顽强战斗直至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及其英雄气概。20世纪20—4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民族特色益发鲜明。如白族作家马子华的《滇南散记》（1946）、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湘西》（1939）等描写边地民族的抗战生活。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报告文学，书写争取民族独立的人物故事，如蒙古族作家萧乾的《刘粹刚之死》（1938）、回族作家穆青的《雁翎队》（1943）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蒙古族作家萧乾的《草原即景》（1956）、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在草原上》（1961）等报告文学，突出表现了草原上各族人民的新生活与新思想。此外，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和文学回忆录勃兴，壮族作家华山的《尖兵的路》（1956）、白族作家那家伦的《然米渡口》（1962）等，歌颂或回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与昔。新时期的民族文学散文创作走向成熟与繁荣，诗体散文、书信日记、游记散记勃发兴盛，如回族作家马瑞芳的《祖父》（1981）、纳西族作家拉木·嘎吐萨的《泸沽湖，我的故乡》（1990）等，扩宽了散文抒情咏叹的维度；回族作家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1978）、壮族作家何培嵩的《刘三姐与黄婉秋》（1986）等报告文学，则以叙事诗体裁展现了现代化建设及各族人民奋进的红色文化精神。20世纪末以来的民族散文创作呈现出多元的、富于个性的状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也让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以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其四，戏剧、影视文学方面，朝鲜族作家黄凤龙等创作的《长白之子》（1959）以1936年东北长白山地区抗日武装斗争为背景，刻画了共产党员朴哲英勇机智、坚贞不屈的品格，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满族作家老舍的《国家至上》、满族作家胡可等集体创作的《战斗里成长》（1949）等，也是反映救亡图存抗日精神的戏剧精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戏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金鹰》（1957）、壮族作家黄勇刹等人创作的《刘三姐》（1959）、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沙希迪的《火焰山的怒吼》（1962）等作品，都是融合了红色文化与民族民间文化的优秀作品。满族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1957），展现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它以“茶馆小天地”为“历史大舞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迫切性与封建旧社会倾覆的必然性这样的宏大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戏剧、电影文学几乎是空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之下，各类创作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舞剧文学剧本《丝路花雨》（1979，回族作家赵之洵执笔），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1954，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等编剧）、《阿诗玛》（1956，根据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改编）、《南岛风云》（1956，京族作家李英敏编剧）、《回民支队》（1958，回族作家马融等编剧）、《鄂尔多斯风暴》（1959，蒙古族作家云照光编剧）、《冰山上的来客》（1963，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编剧）、《景颇姑娘》（1963，白族作家杨苏等编剧）、《祖国啊，母亲！》（1977，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编剧）、《甜蜜的事业》（1979，壮族作家周民震编剧）和《拔哥的故事》（1979，壮族作家谢扶民等编剧），表现历史风云和现实新貌，可谓精彩纷呈。新世纪以来，民族影视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根据苗族作家向本贵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苍山如海》（2001）、满族导演吴京执导的电影《战狼》（2015）等，或表现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变化，或表现新时代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扩宽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互动的产物。

　　通过梳理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互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显见红色文化深度参与了民族文学经典的生产与传播，也描画了一条红色文化代际相传的路线图。可以说，通过红色文化叙事，民族作家“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序列，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些从未反映过的空白。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智能、文学才华和创作实践，推动着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

　　文化传承是民族乃至国家生成、存续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传承主要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之上。20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红色文化作为它的基因而发生作用，并且形成了新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价值生成的历史基础，反映在几代民族作家的革命叙事之中。民族作家的这种革命叙事，映射着中华民族解放与独立、革命与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红色文化也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主要受到文化思潮、社会运动和与此相关的叙事机制影响。从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各民族以民间文学为主流的传统形式被打破。“五四”运动影响下建立的民族觉醒思想、抗日战争唤起的民族独立观念，重塑了民族作家的叙事模式，红色文化因此成为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叙事资源。

　　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具有传统与现代融合、不同特色与风格共存的特点。在民族文学经典作品中，作家们具有鲜明的红色文化传承意识。以小说为例，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老虎崖》（1962）展现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自由和幸福浴血奋战的历史事实，以及对崇高理想不懈追求、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1981）揭露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歌颂勤劳、智慧、勇敢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美好生活；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族人民为自由解放而顽强奋斗的精神。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既有对各民族战士光辉伟岸形象的呈现，彰显少数民族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志，也有对各民族普通民众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展现各民族人民代际相传的奋发进取精神和革新命运的历程来隐喻民族历史的衍化脉络；通过人物、家族和群落的变迁历程，既展现了各民族独有的文化传承方式，显现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生动阐释了红色文化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生长“树形图”。

　　民族民间文学集体改编及其经典化过程，则更能说明红色文化传承的方式和路径。来源于广西壮族传说的《刘三姐》，在之前流传的版本和相关史料记载中，多是突出刘三姐“通经史，善为歌”的特征，但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大众化”路线和争平等、反压迫的时代精神，新编彩调歌舞剧《刘三姐》改写旧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突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斗争意识，在中南海舞台上演出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受到观众和评论界好评，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文艺经典。2019年改编的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刷新式”地表演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壮乡人民坚守传统文化，热爱乡土家园，走上脱贫、脱俗、脱困之路，使《刘三姐》这一民族文学经典书写出新的红色篇章。可以说，不少民族文学作品正是在改编、传承的过程中丰富了革命性、人民性、时代性内涵，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传播，才有了像《刘三姐》这样的经典作品的再次经典化。这种传承方式还体现在彝族传说《阿诗玛》、蒙古族传说《嘎达梅林》、苗族故事《大苗山交响曲》、侗族故事《珠郎娘美》、壮族传说《百鸟衣》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

　　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学交织交融形成的文学经典，对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红色文化的符码或象征物。各民族人物形象，尤其是农民，作为生存于民族民间的多数群体，是特别重要的刻画对象。例如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通过对壮族农民韦廷忠的命运的描绘，展现了“世世代代受剥削和迫害的农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跟地主进行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终至获得了胜利”的历程。韦廷忠生活在农村，他在同旧的宗法体系、伦理观念作抗争的同时，也在新的思想意识指引下不断想象、创造着理想中的乡村中国。这些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的表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群众同样具有极强的主人公意识和文化自信。对宏大理想与个体体验的多样化表达，使这些人物形象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现实内容。强调感性生活、强调作家书写改换天地的生命意志，使红色文化成为民族作家革命叙事的一个闪光点。

　　由此可见，民族文学经典的创作与传播不仅显现了民族文学对红色文化传承的方法和路径，也彰显了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传承持续的对话与互动。它将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同民族文化融合，增强了民族文学对传统的创新力和表现力。民族文学经典对红色文化的书写，既有“同构”，也有“互文”，形成了民族文学经典传承红色文化的叙事特色。

　　红色文化是民族文学重要的写作资源，研究民族文学经典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要言之，是从民族文学审美的角度，对其书写红色文化的方法和旨归进行考据与辨析、阐发与解释、传播与传承。审美即传承，审美产生意义，意义生产依赖于审美的加工、保存和转化。在创作、阅读、评论、传播之际，审美作为中介，使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得到接受、消化和传承。

　　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有赖于民族传统与革命叙事的适配。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革命史，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特别注重从各民族特有的接受心理、情感方式、语言习惯以及人物形象的独特性等方面，表现独特的民族风格。例如，作品特别注重人物形象和民间艺术的史诗传统，并在其中融入了描绘革命斗争的图景，这就让民族文学的革命书写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表现出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特征。此外，红色文化对民族传统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被化”与“自化”的关系，而是内在形式、精神气质的相互阐发，归于共同的旨趣，体现出参加革命的文学家和书写革命的文学家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参与和想象。他们既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出很强的国家观念、英雄主义，同时也重视国民性改造，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生机勃勃，是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繁荣的重要部分，自身也形成若干新特色：少数民族语和汉语的双语写作更丰富；出现了民族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在叙述策略上，作家创作吸纳口头文学资源，使得民族文学经典创作的源与流都更加丰富广阔；在文学机制上，文艺政策对于民族革命叙事的重视和强调，使民族文学经典对红色文化传承获得了充沛的推动力和制度性保障。因此，研究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是一个内涵丰富并且具有文化功能性、文学时代性的课题，把它作为民族文学中的标识性概念予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文化记忆关乎历史事实、历史叙事、身份认同、政治想象及其传承性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红色文化书写是关于革命叙事的文化记忆，作为推动社会进程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存在于20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学经典之中。“红色文艺作为一种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重大文艺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精神结构、生命意识、审美追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成为数代中国人理解社会、理解革命、理解人生的重要窗口。”无论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影视等文类，它们都以鲜明的内容主题和各具特色的文学风格，反映红色文化和传承红色文化，成为百年民族文学经典中飞扬的思想旗帜。“红色文化是一种现代型文化，是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性文化精华的此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它蕴含许多丰富而复杂的问题，在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下，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经验需要借鉴传承，有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探讨，也有教训需要警示。”我们研究和阐释百年来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是为了学理性地对其进行梳理和传承。

　　因此，研究红色文化，揭示民族文学在这方面的精神特质，彰显其中反映的中国革命文化的形式和内涵，具有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其定位、内容和研究思路可表述为：其一，把握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背景。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生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升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更新、熔铸而成的文化形态。其二，充分认识民族文学中蕴含着丰厚的红色文化基因，以“民族文学经典”和“红色文化传承”两个关键词为中心，推进民族文学经典研究，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学术事业繁荣发展。其三，充分阐释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叙事，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及文学传统等方面彰显民族风格，凸显民族文学革命书写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表现形式，呈现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特征。

　　总之，百年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关乎几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的付出和努力，也积累了众多研究者潜心研究的成果，正在逐步形成这一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笔者希望通过红色文化这一标识性概念，从民族文学领域研究、阐释中国的革命叙事，助力中国特色民族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深化与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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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3&ZD291）阶段性成果，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总第203期）。

　　（作者系民进广西区委会副主委、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