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尧:流动的文明
云梦睡虎地秦简
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们喜欢讨论文明的话题,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文明”一词是对社会复杂事物的一个整体概括,当人们谈论文明时,其意涵非常丰富并且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发展史,不仅古代世界有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现代世界仍然可以被划分成几大文明。这些文明都具有宏观的形态,但确实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从微观方面来看,“文明”一词也可以表达细节,比如以前我们有口号“讲文明,讲礼貌”“讲文明,树新风”,这就是提倡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体现文明。
学术界对文明深有研究。近年来,由于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成为人们最常使用的词汇之一。比如,“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历史结论现已成为常识。我所了解的世界史学界,近来的一些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把“文明”列为学术会议主题,文明研究几乎成为热门。不久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布成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消息,进一步提高了文明研究的热度。在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希腊,设立这样的研究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只要有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不必拘泥于机构的名称和所在地,或者说,中国的研究机构设在另一个古典文明的发祥地,本身就是文明交流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令人比较困扰的问题是“文明”定义问题。人们经常使用“文明”一词,一般不会在意这个概念的内涵。但学者们可不这样,他们常常会在概念问题上争论不休。
考古学家们认为,文明的诞生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这样,有没有文字,就成为文明认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不过,以文字的出现为文明判断的标准,不应当是铁律。因为这个标准具有局限性。印第安人大多数没有文字,但谁都不能否认印第安人创造了独特的文明。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东和近东古代文明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呈现出来。用19世纪的标准来界定20世纪在中国发现的早期历史形态,本身就是个问题。比如四川三星堆考古发掘说明,三星堆文明高度发达,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文字,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发达的文明应该有更加久远的历史。可见,文字是判断文明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不应当是一个必要条件。
文明是流动的复杂整体,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推动文明发展进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发展整个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但流动的文明会展示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如果文明开化与自然野蛮相对,我倒认为,秩序的形成是文明的本质体现。这种秩序既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交往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凡是形成秩序的地方,必定出现了文明,而这样的“文明”呈现,与文明中的每一个人有关,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创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
如此,在中国的文明形态里,“礼”就是秩序的最好体现,而礼器正是“礼”的物质表现。青铜器里有大量器物就是礼器。比青铜器更早的礼器是玉器。良渚遗址中出土了玉琮、玉钺等器物表明,“礼”,即秩序,在5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由此认定中国文明五千年不是问题。
(作者系民进会员,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开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