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我不止一次掩卷深思，该书影响既深且广，那么深层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我想到《论语》最后一章孔子的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形散而神不散，《论语》的篇章之间可能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而在《论语》的末篇末章之中，则透显了该书的神韵所在。

　　所谓君子，指有教养的人。在《论语》中，君子的本义更指能以明德引领风尚的人，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全书的首章与末章都谈到“君子”，《论语》全书1万多字，“君子”一词竟出现107次，可以说频率极高。辜鸿铭先生说得好，他认为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有了君子、大人等具有优秀品质与大格局的人来引领，世界才会越来越好。

　　君子之为君子，在于他有德有位、德位相配。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该是高尚的人。这就是人的荣誉感与责任意识。荣誉感来自责任与担当，来自负责任、能担当。君子的榜样力量使人们“见贤思齐”，让人看到君子、大丈夫的风范，看到更高贵、更强健的生命，这让人自我反省、自我砥砺。优秀的传统文化研究者、弘扬者应将荣誉与责任体现在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上，以责任润泽荣誉，让荣誉生发责任。

　　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是君子的基本素养。清朝末年，时任日本教育部长的菊池男爵请辜鸿铭先生翻译《春秋》中“名分大义”，辜鸿铭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春秋》之所以取名于此，源于此书的主旨是给出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即荣誉与责任。这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

　　《论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言利，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而要张扬人的社会性价值，命与仁就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孔子所“与”之命、君子应“知”之命，首先就是天命。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说君子“畏天命”，这个“天命”首先是指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人之生命存在第一问的“我是谁”。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应该就是使命，就是人的责任担当，即“我怎么做”。一个人只有明晰社会角色，认同社会身份，才能主动担当，承应并有效践行自己的道德使命。

　　值得深思的是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特别重视。命源于天，认识天命就要理解和效法天道，孔子知天命，就是了解天道运行的规律，即认识问题深刻，了解社会、人生的基本规则。“天道”是客观范畴，而“天命”则属于天人关系。儒学以先王之道“濡其身”，先王则是效法天道的典范。《易经》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是法天道的价值。《论语》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法天道的榜样。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礼，“礼也者，理也”，礼之有理，在于它“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在于它“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

　　孔子的思想是对他以前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孔子身上所承载的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在孔子之前，中华贤哲就从天人关系出发思考问题。他们所思考的第一层问题是“天”与“天下”的关系，把人类锚定在天地之间，中国文化由此具备了“大中至正”的前提。所谓君子“贵乎天道”，就是重视“天道”与“天理”，认识到“贤者识其大”，要“先立乎其大”。中国文化最初形成就站在了人类文明的顶峰，追求“道术”、理解和认识“方术”，以求不离大道。老子在“道之体”的意义上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孔子在“道之用”的意义上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我们应主动走近圣哲，学习经典。经典是圣贤智慧的结晶，是现实生活的沉淀，又反过来指导社会与人生。“天道”“大道”是经典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津梁。人之所谓“生而知之”，无非是能自觉以天理识人事。知天命，润泽荣誉感；知使命，生发责任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有独特的精神创造和思想贡献，我们期待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往上提升、向善行进，培养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时代奋斗者。

　　（作者系民进会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