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自己的履职经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用了两个词来概括——“国之大者”和“民之所盼”。

　　一方面是在专业领域与界别委员和业内同行交流、调研，梳理阻碍行业发展的问题，形成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听民意，通过细致调研来为群众发声。

　　交流、调研、修改、再调研、不断打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朱旗撰写了多份提案，从出版行业和艺术品交易的痛点，到为心智障碍人群兜底等，都是这样一份一份磨出来的。

　　“只有调研得更充分，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到痛点，进而推动相关部门更高效地解决问题。”朱旗说，作为政协委员，必须诚恳、真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职，才能真正为群众作些贡献。

　　今年，朱旗注意到辞书编纂后继乏人这个问题。“有人问我，现在都用AI了，你怎么还关心这个？”朱旗回答对方，AI要通过算法重构语料，那语料从哪里来？辞书就是大语言模型最重要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关系着内容输出的质量。

　　作为人类文明积淀的重要实践，辞书为每个时代的求知者提供了“标准答案”。从东汉的《说文解字》，到当代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我国有着2000多年编纂辞书的历史。如今，辞书却陷入了编纂困难的窘境。

　　“2015年《辞海》（第七版）启动编纂时，分科主编有近150位，60岁以下的仅38人。辞书的编纂是最严谨的学术传承，钱学森、李四光等也都曾参加《辞海》1979年版的编纂工作。但现在年轻在职的学者参与热情并不高，这是为什么？”朱旗了解到，很多科研工作者深知辞书编纂的重要意义，但因为这是集体项目，在院校的考核和职称评定中不能算作个人学术成果，所以严重影响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今年初，《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面世，厚厚两大册，字数由240万字增加至400余万字，对季羡林版《敦煌学大辞典》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时刻。“学术进步就像一场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朱旗说，作者队伍建设是关系到辞书编纂事业发展的大事。

　　在经过调研后，他准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成立联合工作组，对各家出版社正在推进或筹备中的辞书编纂项目开展调研，并进行综合评估；对于重点辞书出版项目，制定科学方法，量化集体项目中的个人贡献，并在职称评定、工作考核中予以认定，从而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加入这项事业。

　　记者手记

　　在文化领域深耕了二十多年，朱旗对文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感。采访中他指出，现在很多论文、报告还有新闻稿件中，都带着“AI味”，从语句风格里，他一眼就能看出用的是哪款产品。

　　科技飞速发展，在保持高度关注的同时，他更在意的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石性的存在，比如辞书的编纂、书籍的内容、文物的价值等等。当算法可以迅速生成百万字的“著作”，辞书编纂团队仍在为一个词条的释义召开三天论证会；当数字藏品在链上数度流转，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还在用自制鹅毛管一点一滴填补壁画的裂隙。

　　或许，在技术迭代迅猛的同时，也需要这样的“慢功夫”来守护文明的坐标。如朱旗所说，专业积累和甄别能力，以及实打实的调研、面对面的交流，都是最无法被替代的“人的温度”。

　　（朱旗系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