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代表）。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初创时期，众多浙江先贤凭借非凡的勇气与卓越的智慧，成为推动民进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民进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深刻而绚烂的印记。

　　1945年12月30日，民进举行成立大会。签到单上的26位代表中，有10位来自浙江，包括马叙伦、林汉达、周建人、陈巳生、严景耀、陈慧、章蟾华、胡国城、柯灵、宓逸群等。成立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并向会员发放了44张选票。在此次投票中，浙江会员又新增了6名，他们是唐弢、吴文祺、周予同、俞寰澄、金仲华、郑振铎（其祖籍为福建省）。此外，还有两位会员与浙江省有着紧密的联系，分别是许广平（鲁迅的夫人）和雷洁琼（严景耀的夫人）。在民进初创时期的44名会员中，来自浙江省或与浙江省有密切联系的会员人数共计达到了18人。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浙江的精英们汇聚在一起，共同为民主的理想而奋斗？这不得不提到两位浙江人士：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以及重要创始人陈巳生。

　　马叙伦和他的上海朋友圈

　　马叙伦是杰出的现代学者、教育家及书法家，在国民政府时期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以及教育部部长等职务。1936年，马叙伦积极发起并领导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担任主席一职。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地区沦陷，马叙伦返回上海，专注学术著作。在这一时期，尽管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试图以金钱和粮食为诱饵邀请他出仕，马叙伦坚决拒绝，展现了其坚定的民族气节。

　　在上海，马叙伦的社交圈汇聚了众多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精英。他与傅雷、郑振铎、唐弢、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柯灵等交往频繁，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

　　1945年9月8日，抗战胜利后，上海首份综合性周刊《周报》诞生，其主编为马叙伦的旧识——浙江人唐弢和柯灵。尽管抗战已经胜利，但国内局势依然动荡，接收官员的丑闻不断。马叙伦、郑振铎、傅雷等人纷纷为《周报》撰稿，表达了对民众关切问题的深切关注。同年10月13日，进步刊物《民主》也正式创刊发行，郑振铎担任主编，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担任编委。在马叙伦的组织下，他们定期举行聚会，讨论时局、研究政治主张、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形成了一支争取和平民主的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界力量。

　　在马叙伦的朋友圈中，徐伯昕、梅达君、陈巳生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沪上秘密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陈巳生，为团结教育界及工商界人士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巳生与“益友社”及“二酉社”等社团

　　陈巳生是浙江海宁人。1911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此结识了众多出版界朋友。1928年，陈巳生远赴美国进行游历与深造，1930年归国后，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辅佐余日章处理日常事务。受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的深刻影响，陈巳生立志于“实业救国”，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爱国情感，在上海宗教界及工商界颇具影响力。1941年，陈巳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加入民进时的身份为关勒铭金笔厂总经理，该笔厂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和联络据点。

　　随着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陈巳生利用其职业优势，与胡愈之、王任叔、张宗麟、沈体兰、吴耀宗等爱国进步人士，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等场所发起“星二聚餐会”。该聚餐会名义上为朋友间的聚餐，实则为抗日救亡的座谈与讲演活动。诸多抗日活动均在通过“星二聚餐会”讨论后，由参与者在各自领域贯彻执行。“星二聚餐会”成为统一战线的一种创新形式，早期民进会员中不乏“星二聚餐会”的常客。

　　1937年底，陈巳生与赵朴初、许广平、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筹建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这些主要发起人均为民进初创时期会员。益友社是一个以商业系统店职员为主体的进步团体，也是上海地下抗日活动的坚强堡垒，共有500余名社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陈巳生又与曹鸿翥、王绍鏊、谢仁冰、冯少山等工商界人士以研究古玩字画为名，组织“二酉社”来团结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抗日反蒋工作。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当时用的名字是王却尘，根据党的指示在上海开展统战工作。早在抗战期间，王绍鏊、陈巳生、谢仁冰、张纪元等人，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

　　陈巳生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一方面携手赵朴初、胡国城、章蟾华、梅达君等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创办红色工厂；一方面积极与俞寰澄等经济界、工商界人士联络，推动“益友社”“二酉社”活动，不断组织“星二聚餐会”与“星五聚餐会”，为爱国人士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对于这些统一战线活动，王绍鏊、梅达君两位中共地下党员踊跃参加。尽管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互不知晓对方身份，三人却因共同的使命而紧密团结在一起。

　　两股爱国力量结合到了一起

　　当时，马叙伦和他的朋友们在知识界中间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王绍鳌在工商界也团结了众多爱国人士。梅达君看到这两支力量的潜力，便出面找马叙伦商量，希望以他为首的文教出版界民主人士与团结在王绍鏊周围的工商界爱国人士携起手来。

　　马叙伦曾撰写一份意见书上呈蒋介石，主张“统一军政”；而王绍鳌则提出“先民主而后统一”的观点。此时，双方共同的朋友谢仁冰出面介绍两人相识。经过深入讨论，马叙伦接受了王绍鳌的观点，两人迅速达成共识，决定邀请各自的朋友在广和居举行一次座谈会。马叙伦方面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其他如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均到会。由此，上海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与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实现了联合。在马叙伦与王绍鳌的共同主持下，双方人士多次集会讨论，并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共同推动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明确了领导和办事机构及人员分工：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任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其中5位是浙江人。

　　“浙江人”的高占比，本质上是近代浙江文化基因（重教、务实、革新）与上海地缘优势、抗日民主运动积淀、核心个人魅力、统一战线法宝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以同乡网络为依托，将地域文化中的经世精神转化为推动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最终在民进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浙江印记”。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国民主党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托地域精英群体实现政治动员的典型路径。

　　回望80年前民进初创时期会员群像，浙江先贤们留下的不仅是名单上的籍贯记载，更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在烽火岁月中，这些浙江先贤以务实的作风、敢为人先的气魄，在黑暗中坚持不懈地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那就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他们的精神特质也共同熔铸成为民进“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民进浙江省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