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是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1955年，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他开始专事党的统战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民进中央秘书长、副主席。

　　政治家的胆识：立场坚定，不屈不挠

　　徐伯昕所处的时代，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各种思想激荡碰撞，文化领域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他满怀爱国热情，坚定地为民主进步文化摇旗呐喊。当时，《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秉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鹄的”的宗旨，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为民众发声。徐伯昕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全身心投入到刊物的运营中。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威胁，他毫不退缩。

　　当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审查来限制《生活》周刊的言论时，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巧妙周旋。在刊登一套丛书的广告时，把禁书照样列入目录中，只是在禁书名下加“禁售”二字，一方面迷惑和揭露反动派，如有查问，以“书被查禁，无法供应，不胜空劳往返，故公告读者”为由搪塞之；另一方面给读者巧妙的信息暗示，追求进步的读者自然心领神会，即可通过邮购、门市或其他渠道得到此书。他还巧用广告传递信息，如策划“国货专栏”，表面宣传民族企业，实则暗含“抵制日货、团结救国”的呼吁。他还积极联络鲁迅、茅盾等文化界人士，通过约稿、转载等方式共享内容资源，共同为抗战呐喊助威。这种在政治高压和战争威胁下坚守进步文化、积极投身抗日的行为，充分彰显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卓越胆识和爱国情怀。

　　出版家的精明：创新经营，擅长管理

　　徐伯昕深知出版事业不仅要有思想内涵，还需要良好的运营模式才能持续发展。参与创建和发展生活书店过程中，他在创新经营上展现出独特的商业眼光。他打破传统的发行模式，积极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和代理点，确保出版物能迅速覆盖更多读者，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同时，徐伯昕拓宽多种销售渠道，除了传统书店，还将出版物引入报摊、邮局、百货公司等，增加了影响力。他善于利用广告和促销活动，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宣传，有效提升了销量。

　　他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将中国出版物推向全球，提升了国际知名度。通过这些举措，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得以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

　　在企业管理方面，徐伯昕建立了“总管理处—分店—支店”三级管理体系，既保证了全国业务的统一性，又激发了地方活力，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迅速扩张至全国50余家分店。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首创“员工股份制”，将部分利润转化为员工股份，让员工成为企业利益共同体，极大提升了责任感和积极性。

　　在财务管理上，徐伯昕精打细算，严格控制成本，如战时物资匮乏，他将边角料用于印制小册子或宣传单，甚至回收旧书重新装订，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他积极开拓多元业务，以核心业务为基础，向印刷、纸张生产等上下游延伸。他围绕读者需求，开发教育培训、文创产品等相关业务。他注重社会价值，组织读书会与文化活动等。在他的精心经营下，生活书店从单一的出版机构发展为集出版、印刷、教育、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业。

　　胆识与精明的完美结合

　　当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出版机构进行打压，生活书店面临被查封的危险时，徐伯昕一方面凭借政治家的胆识，在《新华日报》刊登《告全国读者书》，用公开信揭露暴行，引发国内外文化界联名抗议，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运用出版家的精明，迅速调整经营策略，转移出版重心，开辟“第二战场”：将部分业务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同时设立“骆驼书店”，表面上专营古籍和外语教材，实则出版《西行漫记》等红色书籍。

　　1948年，徐伯昕在《认清目标，努力准备》一文中写道：“人民胜利后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进步文化事业普遍到全中国，为人民大众忠心服务。而我们的每一个工作同仁，是否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到那时候能否独立去经营一个供应大众文化的据点？所以我们从今天起，应当每个人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非常坚强，成为一个多能的人才。”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