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就像父亲站在我的对面。有很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

　　1969年的夏天，我4岁，父亲带我到自留地里栽茄子苗和辣椒苗，这时茄子和辣椒的幼苗只有五六片小小的叶子，栽进地里，培好土，一株一株浇水。浇完水，父亲说：“幼苗太小，怕晒。如果中午太阳太毒，会晒死。摘些蓖麻叶给幼苗遮一下太阳，挺过两三天就能成活了。”父亲像呵护孩子一样细心地呵护秧苗，也像呵护秧苗一样细心地呵护孩子。

　　父亲从民国时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在鲁西南老家当中心校的校长，那时候的中心校长管理着几个学校。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匮乏，但父亲仍然想办法搜罗一些纸，供我写字画画。写字的纸是棕黑色的草纸，画画的纸是极薄的黄纸，有张白纸便觉得稀有而珍贵。没有颜料，父亲就买几分钱一包的染布颜料给我作绘画颜料用。我们还试着做过墨。一度用胶泥水替代墨汁，在木板上练习毛笔字。就这样，在孩提时代，父亲把我培养成了家乡远近闻名的小画家。我给亲戚乡邻们画的老虎、狮子、关公、赵云等用来镇宅辟邪的画，流传至今。

　　那时候上中学需要推荐。父亲说：“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上学的，文脉不能断。”为此，我11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离开家乡后，父亲每个月都给我写信，问询我的生活和学习。初中一年级，我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恢复高考后，我还斗胆给中央美院招生办公室寄去绘画作品，希望得到破格录取。这都来自父亲的鼓励。

　　我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在图书馆多读些书，连着几个假期没回家，父亲到学校看过我一次。他把我领到没人的地方，从内衣兜里掏出几十块钱塞给我，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因为父亲还没有恢复工作，仅靠孩子们供养，省出这些钱太难了……

　　父亲爱读书，晚年眼睛不好，就借助放大镜读书，他总是把放大镜拿得离眼睛很近，离书却很远。我反复试过，放大镜离书近些，眼睛离放大镜远些，才能看得真切。于是一遍遍纠正父亲，但他总不改。直到父亲去世很久之后，我也到了花甲之年，开始用起了放大镜。这次我像年轻时那样用放大镜，怎么也看不清小字。当我把眼睛贴近放大镜时，上面的文字才逐渐清晰起来……一同清晰浮现的，还有记忆里父亲举镜读书的身影和吟哦颂诗的声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使用放大镜的方法是对的，但他那时什么也没说，更没怪罪我。

　　后来父亲病重离世，不少人前来吊唁。我心里明白，是因为父亲的善良和乐于助人，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凝聚了那么多善良的心。父亲虽已离开多年，却依然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作者系内蒙古民进开明画院院长）